不过，上述解释仍是不完全的，艾森豪威尔和他的许多幕僚都明白，匈牙利事态的最终决定因素是苏联，而除非出现奇迹，苏联不会容忍反共反苏势力统治匈牙利。相反，波兰危机的结局已经表明，一个实行非斯大林化改革和内政基本自主的“民族共产主义”政府，却是苏联最终可以接受的，而在匈牙利大变乱的情况下，很可能更是它唯恐求之不得的。对艾森豪威尔等人来说，此种结局虽非最理想，却代表了现实条件可能允许的最佳选择。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当时的一段文字反映了官方考虑：“为了和平与自由--摆脱专制主义和摆脱无政府状态两者的自由--我们务必希望卫星国的起义会暂时（并非永久，只是暂时）稳定在铁托主义的层次上。”[46]因而，不仅苏联政府希望纳吉能控制造反者，美国政府也同样如此。但显然，实现这一点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纳吉能促使苏联撤军。
    美国政府的这两层考虑--防止苏联铤而走险和帮助纳吉主导局势--在随后的事态中表现得相当清楚。10月25日下午，纳吉通过广播讲话，宣布正谋求同苏联谈判，许诺只要造反者放下武器，他就能使苏联同意从布达佩斯撤军并开始商谈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问题。这一举动无疑是旨在加强他对苏联和造反者两方的影响力的关键一步，其成败将决定匈牙利的未来。美国政府正是如此看待的。专责研究苏东动荡并设计对策的部际特别委员会认为，美国应当坚持要纳吉信守其承诺，办法是强调纳吉的政治地位完全取决于他能否促成苏联撤军。该委员会主席、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比姆不久后言简意赅地说：美国的头号目标是使得苏军退出匈牙利。[47]为了帮助纳吉做到这一点，并防止苏联因绝望而孤注一掷，艾森豪威尔决定向苏联做一个试图令其放心的姿态。据此，杜勒斯10月27日在达拉斯发表演说，其中针对匈牙利的段落宣称：美国在希望苏联卫星国独立的时候不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把它们当作可能的军事盟友。[48]由于担心苏联领导人对此注意不够，他们还特意要驻苏大使波伦伺机向苏联领导人强调：达拉斯演说的上述段落出于美国最高决策层的认真考虑，代表总统本人的意图。[49]
    纳吉无法实现其解决冲突的方案，即以造反者放下武器来交换苏联撤军。障碍在于造反者拒绝妥协，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情绪上的狂热，也是因为他们在组织上的涣散。先前反对势力的核心裴多斐俱乐部，已被短短几天造反过程中出现的各个山头取代，它们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绝非有组织的或紧凑的力量”，[50]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经共同协调改变根本立场。不仅如此，它们还对纳吉政府抱着强烈的不信任感，认为其诺言不过是个骗局。[51]拒绝妥协意味着丧失出路。按照美国公使馆10月27日的分析，造反者面前已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毁于苏联镇压之下，要么期待美国干涉和施加压力来束缚苏联手脚。[52]
    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对匈牙利事态显示了审慎态度，但远不足以使造反者确信无望获得美国帮助。几年来美国的“解放”言辞、自由欧洲电台在变乱爆发前后的有关广播以及希望绝处逢生的心理，对他们的影响大得多。10月25日晚间起，造反者数次同美国公使馆接触，请求美国积极干预，并就如何摆脱困境征询其意见。公使馆根据华盛顿方面的政策拒不答复，以免美国在任何意义上承担义务或责任。不过，就公使馆的本意而言，仍希望美国能帮助造反者免遭毁灭。它请求华盛顿出面安排一套解决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停火，苏军撤出布达佩斯，“造反者向匈政府军投降”，谈判苏军撤出匈牙利问题等。[53]这套方案实际上符合决策者怀抱的希望，即本质上按照波兰方式解决匈牙利问题。然而，由于造反者方面很少有可能接受，也由于此种外交介入会使美国对匈牙利事态发展承担义务，华盛顿方面对公使馆的建议未予理睬。10月29日起，以色列和英、法两国先后入侵埃及，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美国决策者的主要注意力随即转向制止英、法、以侵略问题，予以匈牙利的关注则相应减少。也许可以说，他们对匈牙利造反者不仅爱莫能助和敬而远之，而且几乎无暇顾及了。
    四、匈牙利事件的终局和美国政策的节制
    造反者拒绝妥协取消了以较有利、较实际的方式结束匈牙利乱局的可能性，苏联和纳吉都无法规避最后的抉择。
    纳吉的抉择是靠拢造反者，这同与他一起临危受命的卡达尔完全不同。所以如此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纳吉自1955年落难后越来越强烈地憎恶斯大林模式，以至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怀疑，滋长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54]在感情上，他逐渐成了一种“民粹情结”，即逐渐依恋和认同于具有越益广泛的社会性的反对势力，同时疏远他原先所属的当权阶层。如前所述，10月27日他将政府改组，吸收两名前小农党领导人参加。这是他试图影响和驾驭造反者的最后一次举动。此举失败后，面临造反者要他下台的压力，[55]他的立场急剧改变。10月29日夜，他会见了代表布达佩斯几大造反武装及政府军警倒戈部队的“国防革命委员会”，当面表示欢迎该委员会的建立，并立即发表广播声明，宣布其为参加“革命战斗”的所有武装力量乃至政府军警的领导机构。[56]10月30日下午，他又宣布废除一党执政制度，恢复40年代末期被取缔的各政党，建立多党联合政府。他同时表示要立即同苏联谈判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问题，而不再提先前的交换条件--造反者放下武器。纳吉的这些举动，正是发生在反共气氛发展最烈的时刻：10月30日，一批造反者杀死了躲在统一工人党总部的众多保安部门人员，造反者的喉舌《独立报》竟为之而欢呼。[57]据美国公使馆从造反者方面得到的通知，仍有统一工人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不过是反共政党重建就绪以前的过渡政府，“唯美国式的西方民主制才会满足民众”。[58]
    苏联方面作出抉择的过程复杂得多，也含糊得多，以致对其中的一些现象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解释。纳吉宣布建多党政府当天，米高扬和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紧急飞抵布达佩斯，以便评估形势并同纳吉会谈。结果，他们表示纳吉的作为是为控制局势所必需的。同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友好合作之基础的宣言》，并于翌日发表。宣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关于匈牙利，该宣言宣布：鉴于苏军留驻该国可能促使局势更加恶化，苏联将立即从布达佩斯撤军，并准备谈判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一问题的谈判对象被规定为匈政府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政府，亦即以华沙条约各国的一致同意作为谈判成功的前提，从而设置了很大的保留条件。此外，宣言还说保卫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是匈人民目前“首要的神圣责任”。[59]同样自相矛盾的是，10月30日当天，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但紧接着就有新的苏联部队越境进入匈牙利。[60]当晚，美国大使波伦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了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朱可夫等苏联领导人，他们的言辞和表情据波伦说似乎表现了对事态的绝望情绪，[61]但这种情绪会导致怎样的行动，却同样令人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