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布达佩斯的风暴和华盛顿的审慎
    为了应付有增无减的反对势力，格罗及其同僚决定作出一个表示与拉科西时期划清界限的姿态--10月6日为拉伊克举行国葬。 然而他们始未料及的是，“这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得以戏剧性地按照耸动人类感情的方式强调把政权同人民割裂开来的深渊。”[22]有20万人参加了拉伊克葬礼，预示了大致限于知识界沙龙的政治运动行将取得大规模的街头形态。自此，匈牙利事态急转直下。10月13日，匈党中央在克里姆林宫的劝说下，宣布恢复纳吉的党籍。这一姗姗来迟的有限让步使得要求纳吉重新执政的呼声大为高涨，并且进一步增进了反对派的信心。随后，苏联领导在波兰十月危机中被迫全盘退让，接受了哥穆尔卡适才取得的波党首席领导地位及其主张的自主改革路线。此事立即对匈牙利局势造成了重大影响，因为许多民众先前普遍担心闹事过头会导致苏联动武，现在却以为苏联已不再会用武力控制东欧国家内政。用罗思柴尔德的话说，波兰事态提供了激发他们参与造反进程的燎原星火。[23]反对派急剧壮大是从学生大规模加入开始的，而这又伴随着政治要求的显著抬高。10月16日，约一千人在著名作家哈伊主持下开会，破天荒地公开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从而使反对派“跨过了一个心理上的门槛”。10月22日，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约五千名学生集会，提出16条要求，其中除苏联撤军和苏匈关系完全平等外，还包括立即改组匈党中央和政府，由纳吉执政，举行多党制议会选举，言论和出版完全自由等。[24]这样的要求是格罗和苏联领导无法接受的，而势力和信心剧增的反对派也不会退让，因此冲突势难避免。
    随后大乱的爆发是人所熟知的。10月23日下午裴多斐俱乐部和大学生团体组织了以16条要求为纲领的大规模游行。随参与者急剧增多以及与此相随的反政府情绪迅速滋长，发生了一些激烈的行动，包括推倒斯大林巨型塑像和摧毁各政府机关大厦悬挂的红星。晚上8 点格罗发表广播讲话，强烈指责和警告“人民的敌人”，从而火上浇油。晚上10点许，惊惶失措的保安部门人员向聚集在广播大楼门前的示威者开枪，战斗随即爆发，并迅速席卷布达佩斯。纳吉当夜被匈党中央委员会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卡达尔稍后取代格罗任第一书记。在匈政府军大半瓦解的情况下，约一个师的苏军于10月24日晨开进布达佩斯，但其军事行动的规模相当有限。匈党和国家机器处于急速瓦解状态，控制布达佩斯乃至匈牙利全国的主要是造反者。[25]
    变乱在开始阶段，已经显露了此后将左右变乱过程的若干重要因素，它们包括：（1）苏联的犹豫不决；（2）纳吉同造反者之间的距离；（3）他对造反者的影响力之有限；（4）造反者的政治和组织弱点。犹豫不决实际上是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对匈政策的总的特点，10月24日出兵布达佩斯但不坚决镇压不过是其最新表现。它老是想依靠折衷办法来使自己避免两种极端选择--全盘迁就匈反对派和大力扑灭之，因为它们都被认为会严重损害苏联的利益和威望。变乱开始后，苏联显然把相当大的希望放在纳吉身上，期待他能控制造反者，使之放下武器，为此苏联看来愿意对他前此的改革主张作很大的让步。苏联领导人明白，纳吉和造反者不同，他只要求改变主要来源于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而不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要求匈牙利拥有基本的内政自主权和较为平等的苏匈关系，而不希望摆脱苏联东欧集团中立或采取反苏路线，只期待通过上层影响和下层压力的共同作用来促成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而不赞成难免导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社会造反。事实上，在第二个方面，他甚至不如哥穆尔卡坚决，因为哥穆尔卡在波兰十月危机中甘冒苏联军事干涉的风险毫不退让，他却不反对（甚至可能参与作出了）请求苏联出兵布达佩斯的决定。[26]然而，苏联的上述期望能否实现，关键在于纳吉对造反者的影响力。虽然变乱前纳吉是反对势力的旗帜，但变乱一旦爆发他的影响随即减小。10月23日晚7时许， 他在议会大厦阳台上向约30万示威者发表讲话，呼吁从街头返回家中，耐心、冷静地等待事态的自然发展导致匈牙利的民主化，但示威者的反应极为冷淡。[27]这件事情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苏军于10月24日开进布达佩斯后，他的影响更为减小，因为如法国大哲学家萨特认为的那样，这一外国武装干涉最终使匈牙利的反对运动完成了“向右的转变”，成为彻底反共反苏性质的，[28]从而与纳吉迄此为止的政治立场完全分道扬镳。不仅如此，变乱爆发后，造反者很快在各地区、各单位和各层次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或“国民委员会”等，完全不受纳吉政府这个空架子的管束或羁绊。[29]结果，纳吉所能尝试的影响办法只有迁就退让，例如10月24日他以新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向造反者许诺建立“具有最广泛国民基础的政府”以及概不追究其造反行为，以换取停战。10月27日，他又将政府改组为“人民爱国政府”，吸收前小农党领导人科瓦克斯和蒂尔迪等人参加。[30]但诸如此类的行动并未有效地影响造反者，反而使纳吉越来越明显地被造反者拖着走。然而，造反者本身也未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他们所以一时能成为匈牙利的主宰，归根结底是因为苏联犹豫不决，而苏联犹豫不决是因为还未放弃同造反者妥协的希望。可以说，造反者的最好出路是收起反共反苏旗帜，以和平来换取东欧国家迄此可能有的最广泛深入的改革，这在当时显然是苏联可以、甚至急于接受的。但变乱爆发后，造反者在政治情绪上的狂热与盲目完全排斥这种选择，而有可能考虑并赞成这种选择的某些知识分子，很快失去了先前的有力影响。参加变乱的一名作家曾就此说道：“归根结底，必须认为真正领导这场革命的不是文人，而是政客、军人和武装的革命者。”[31]总而言之，苏联期望纳吉制约造反者，纳吉却反被造反者控制，决定匈牙利事件结局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彼此势难妥协的力量--苏联和造反者。
    这一逻辑在变乱开始时是潜在性的，其逐渐明朗化构成了匈牙利大流血事件发展的红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国政府对此的反应过程。这个反应过程自然是变乱爆发后开始的，但在此前，美国政府是否有所预知或预感？据副国务卿墨菲的回忆录，匈牙利的造反对于华盛顿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且艾森豪威尔本人离开白宫后也曾作如是说。[32]但另一方面，不久前调任离匈的美国公使拉文达尔却在变乱爆发后迅即告诉报界：此事在意料之中，只不过比预想的早来了一两个月。[33]无论如何，就已公布的那些美国外交档案文件来看，美国公使馆对变乱爆发过程中的主要事态反应迅速，并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且迅即电告国务院。10月22日，公使馆官员应邀参加了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学生集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纲领性的16条要求。10月23日夜间战斗爆发时，公使馆官员亲临现场，坐守馆内的官员则屡屡接到造反者电话告知战况并促其干预。10月24日晨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作战后，公使馆迅即接到大量电话，要求美国给予造反者外交和军事援助。在这三天里，公使馆向华盛顿提出的建议同造反者的情绪是很接近的：它先主张尽快宣传学生集会提出的要求，继而告诫切勿对纳吉的温和立场表态，然后敦促由政府最高层迅速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来声援造反者和谴责苏联出兵。[34]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因匈牙利爆发变乱而大为振奋。针对苏联东欧的秘密行动系统中枢--政策协调处--终于遇到了它一直在盼望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它数年来在西德秘密营地训练的东欧流亡者武装[35]正是为此类时机而准备的。据当时的中央情报局低级官员、后来的局长科尔比回忆，该处老资格的处长韦斯纳等人要求由中央情报局向匈造反者空投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36]国务卿杜勒斯虽未主张直接援助造反者，但在得知变乱爆发时也喜不自禁，欢呼他本人数年致力的“维持（东欧）自由渴望”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共产主义的巨大磐石正在崩碎！”[37]然而，艾森豪威尔非常审慎，不仅毫无保留地否决了韦斯纳等人的建议，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美国东部时间10月23日晚上10点许，在肯定已得知布达佩斯爆发战斗的情况下[38]，他在华盛顿对一民间协会发表演讲，其中关于东欧的部分明说是谈波兰，但内有一段与当时的波兰很不相称，显然是暗指匈牙利：“在武力一时使得抗议有如自杀的场合，解放之日会被推迟。但全部历史证明，对于自由的记忆不会被对于枪杆的恐惧所磨灭……”[39]这里讲匈牙利却不指其名，并且分明严重怀疑造反者的成功可能，更谈不上美国许诺任何实际支持。10月2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杜勒斯经与艾森豪威尔商议，仅极简单、笼统地向报界宣布他们“今天特别关注波兰和匈牙利”，以此权作美国政府对匈牙利事件的首次正式公开反应。[40]杜勒斯打算迅速将匈牙利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艾森豪威尔却似乎颇不情愿。[41]10月25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匈牙利的声明，说美国把那里的事态视为匈牙利人民又一次表达其自由渴望，美国谴责苏联军事干涉并认为苏军应当撤出。[42]这项声明无论从发表的时间还是从措辞来看，显然是相当谨慎、温和的。
    一般研究者都把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归因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对匈牙利局势无能为力。历史学家安布罗斯颇有代表性地写道：“正如每每在大战略中那样，地理状况支配了选择。匈牙利被共产党国家加上中立的奥地利四面包围，并且同苏联接壤。它没有海港。美国和俄国人之间又毫无贸易往来。简言之，除了杂乱不定的世界舆论压力外，艾森豪威尔无法向在匈牙利的苏联人施加任何压力。”[43]他们也都认为，美国在冷战中奉行的一条根本规则--避免美苏直接冲突--排除了美国在军事上干预苏联镇压造反者的可能性。法国著名思想家阿隆在评论匈牙利事件时，甚至把这称为比任何其他协议更有约束力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44]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近年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还表明，艾森豪威尔对美苏因匈牙利事件发生战争的担忧远非寻常。10月26日，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讨论匈牙利局势时特别提出，苏联有可能因其在东欧的地位严重恶化而形成危险的绝望情绪，以致“情不自禁地诉诸非常极端的措施，甚至促成全球战争”。他要求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对此高度警惕和戒备。[45]换言之，他担心即使美国不越雷池一步，美苏战争也有可能因匈牙利事件本身而爆发。考虑到这一点，他的特别审慎的反应就不难理解了。就此而言，或许可以假设，他不仅不情愿以美国的支持和鼓励来助长武装造反，而且隐约地希望造反者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