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沙特王国固有的宗教地域特点决定了沙特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社会阶层都不约而同地把伊斯兰教作为自身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宗教等诸因素又制约着不同社会阶层阶级意识和现代政治意识的萌生与发展。从总体上看，沙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通常都很难跨越伊斯兰教义所厘定的范畴，而且尚不存在清醒的阶级意识和明显的阶级界限。沙特王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既是指导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也是规范沙特国民个人行为的律条。因此，伊斯兰教对国民的深刻影响，无论怎样表述都不为过。《古兰经》宣扬“信士们皆为教胞”（49:10）的主张，实际上是从政治上否定了穆斯林之间的阶级区分。同样，对广大穆斯林来说，他们承认教徒与“异教徒”之分，承认贫富之分，但对阶级的划分却是模糊的，所谓“阶级意识”对他们更为陌生。因此，在考察沙特社会结构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沙特社会的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不能机械地不加区别地完全按照通常的“阶级意识”来界定沙特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也不能仅仅以此为依据来判断其政治态度。
    4.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换过程中，沙特王室不断通过对自身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各种适应性的改良或变革，来强化和巩固沙特家族与王权的统治，基本避免了因社会结构更迭及其产生的连锁反应而出现的巨大社会动荡。战后，伴随沙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顺应时代潮流和推进王国的现代化，沙特政府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民情，对其政治体制及沙特社会实施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但由于沙特王国固有的宗教地域特点，而伊斯兰教既是沙特王国的立国之本，又是它谋求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因此，沙特王国已有的变革都被界定在“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上”，（注：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4页。）或者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都被冠以伊斯兰的名义。但区别在于，沙特政府竭力借助“经注学”或通过“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杠杆，并且采用以现代思维方式对“经训”进行重新诠释的手段来挖掘和延展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相对的灵活性，有机地将“经训”同理性与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使伊斯兰教与不断发展着的沙特社会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协调，从而维持王国的伊斯兰特征。另一方面，在变革过程中，沙特政府同样注重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揉合，反映在治国上的具体作法是，在确保伊斯兰君主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政府权力与职能实际上已交由在变革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政府机构，并由现代新型的技术--官僚集团来运作。其结果，既保存了传统的君主政体，又基本满足了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对上层建筑的要求，从而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注：刘鸿武：《当代沙特王国君主政治发展研究》，《西南亚研究》1990年刊。）
    总之，由于沙特王国的伊斯兰特征，对于沙特任何社会阶层来说，只有伊斯兰教才能强化它们的内聚力和影响力。同时，当它们谋求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往往也都要借助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旗帜下，或用伊斯兰的方式来表达和实现它们的要求和企盼。但伊斯兰教固有的政治参与性及其保守性，反过来又遏制了沙特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追求，淡化和削弱了它们的激进的政治色彩。因此，在沙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发生根本变更的条件下，沙特社会各不同阶层之所以都在政治上发展迟缓，并且尚未出现得到民众普遍支持的独立的新兴政治力量，其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