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顾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二阶段及最后阶段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谈判的第二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色彩趋向暗淡、强硬、遏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但这种强硬有其灵活性；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倾向又死灰复燃，只不过没有付诸行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美国在对日谈判中时而强硬，时而软弱、妥协呢？中国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勿庸赘言，时至1941年8月，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是美国对日强硬的主要原因。
    这一阶段的美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的影响。英国外相在1941年9月间谈到对日政策时曾指出：“如果我们表现坚决， 那么制止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就比激起它发动战争的可能要大。”最可能使日本冷静下来的办法是使它相信：“那方面任何进一步的冒险必将遇到极其强烈的反击。”（注：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5-546页。）而这种强硬政策只有将美国推到前线，负担主要的责任才能达到威慑日本的目的。所以在大西洋会谈中，丘吉尔力劝罗斯福发表一个严厉的对日警告。虽然罗斯福并没有同意发表象丘吉尔所希望的对日声明，但是这次会谈后，罗斯福在与野村会谈时所坚持的观点有一半是尊重丘吉尔的愿望的。
    美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的另一个原因是世界形势与美国国内的形势趋于好转。时至8月以后，尤其是9月末以来，苏德战争的形势出现了转机，适宜于德军进攻的夏季里最好的两个月已经过去了，苏联红军渐渐顶住了德国的攻势，眼看冰天雪地的冬季就要到来，这对希特勒的德国军队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日本已不可能乘希特勒的快车，趁火打劫。英国也从沦亡的恐惧中慢慢解脱出来。同时美国国内军需生产日益增加，孤立主义势力减弱，67%的公众准备应付对日开战的风险以遏制日本咄咄逼人的力量；罗斯福总统开始担心对日本的绥靖、妥协会挫伤公众对付柏林的信心。就连一向主张“一有机会就缓和美国的对日政策”的赫尔，态度也强硬起来。8月4日他对韦尔斯说：“除了用武力以外，没有什么能制止日本。”
    尽管美国在第二阶段的对日谈判中，强硬遏制的一面占了上风，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日妥协、绥靖的意向。罗斯福在7月24 日的政府会议上曾强调：“我们必须冻结日本的资产，全面限制对日本的贸易。但是这项命令的内容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我们可以随机应变。”（注：实松让：《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70、282、150页。）
    也正因为如此，到了美日谈判的最后阶段，为了拖延谈判，赢得备战的时间，美国政府不惜劝告中国与日本停战三个月，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取消对日本资金的冻结，而日本只需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祸水重卷中国，日本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美国概不与闻。美国这一严重的绥靖日本的《美日协定基础案》把对日政策的灵活性发展到了顶峰。
    但是，作为已经抗战4 年多的中国毕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持久抗战使得日本无法给予它的轴心国伙伴以有效的支援：“关东军迫于北线，使本来的目的--准备对苏战略体制，始终未得进展。”中国更是美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援华抗日成为美国最为有力的“自卫方略”，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罗斯福深信：避免与日本直接作战是美国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竭尽全力支持那些抵御轴心国进攻的国家，那么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9页。）如果中国抗战崩溃，美国就会被推到第一线。总之，在亚洲，是中国在支持着美国的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因此，尽管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赢得加强太平洋海、陆防卫的时间几乎成了左右一切因素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放弃其严重的绥靖日本、牺牲中国的《美日协定基础案》。“人必自助，而后天助”。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使得美国在暂时绥靖日本还是继续支持中国之间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