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同整合类型之间差异的相对性
    笔者以为，上述整合类型之间的差异只体现在方式上，并不意味着三种整合类型在性质上有何不同。这是因为在整合过程中，英格兰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势的主体地位，始终将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三个地区作为吞占的对象，始终保持着以伦敦或英格兰为中心的整合立场。对威尔士、爱尔兰如是，对苏格兰同样如此。都铎王朝将苏格兰作为藩属之邦屡屡用兵征伐的情形自不必说，就是源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在17世纪初入主英格兰之后，也很快将伦敦和英格兰而不是将爱丁堡和苏格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根基。“詹姆士一世在22年间仅回过一次苏格兰故地。其子查理一世在英格兰继位为王8年以后，才到苏格兰加冕为苏格兰国王。 ”“对于各种王朝合并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管构成这个王朝的各个国家政权在理论上具有什么样的平等性和独立性，他们之中的一个必须趋向获得统治地位，同时把其他的国家政权降低到地方依附性的地位。”查理一世就是“将苏格兰视作为一个依附于英格兰和英格兰政策制定者的藩属国”（26）。共和政府时期，克伦威尔更是把苏格兰作为他所征服统治的地区。18世纪初，安妮女王及英格兰议会之所以在态度上发生转变，把苏格兰作为一个具有主体地位的对象并以和平的方式与之进行谈判，也只是实现其最终目的的一种策略安排。
    对于英格兰在整合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方式，也应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辨析。英格兰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整合虽然是以非暴力方式完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以历史上英格兰对这两个地区长期反复施加的暴力战争为前提的，是以当时英格兰所拥有的绝对暴力优势对这两个地区的强大威胁为现实基础的。而对爱尔兰的兼并，也不全都是暴力征伐，同时伴有各种怀柔羁縻之策。其实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列颠王权对它们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从彻底灭绝到逐步融化应有尽有”（27）。这种整合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充分反映出不列颠近代空间形成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难性。还应指出的是，在采用何种具体方式上，英格兰统治阶级表现出了一定的主观能动选择性，但是在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特定类型，则是因各种各样的因素在长期复杂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促动而自然生成的结果，并非英格兰统治阶级在事先已经设定好了什么模式。
    （三）不同整合类型的历史效应
    首先，它们规定了各个地区陆续进入不列颠空间体系之后所处的地位。英格兰对威尔士的吞并不仅为时最早，也最从容。“威尔士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英格兰的体制相一致；英格兰的法律在威尔士实行，英语成为威尔士的官方用语。所有威尔士的土地‘从此都以英格兰的土地保有方式为准，以往旧有的威尔士的土地法规、习俗等等均被放弃’。而在另一方面，威尔士人也被承认拥有与英格兰人完全相同的公民权利，并在议会中获得了充分的代表，每个郡和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席位。”“英格兰国家不仅向威尔士进行了扩张，也的确把威尔士整合进了英格兰社会本身。”（28） 1702年，英王安妮即位，开始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 苏格兰人却宣称拒绝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国王。而此时，英国正处于同法国的战争状态之中。内外交困的英格兰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得不以财政援助、贸易特权等各种优惠条件换取苏格兰对汉诺威王朝的承认。“苏格兰人以拒绝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国王相威胁，从而掌握有一种迫使英格兰人不得不给予苏格兰人以充分的国民权利的能力，而这种权利自詹姆士一世起就一直拒绝给予苏格兰人。”（29） 历经数年艰苦谈判，双方签订《合并法案》，宣布合并。而爱尔兰在近代不列颠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则极为低下。爱尔兰虽进行过多次抗争，但它始终未曾摆脱“无异于一个殖民地，甚至比殖民地更加悲惨”（30） 的命运。承负着“依附性王国”、“内部殖民地”和“地方省份”三重身份的爱尔兰在近代不列颠社会中，只能充当一个二流的角色。
    其次，它们在近代不列颠社会空间中造成一种“分而治之”的统治格局。16世纪对于威尔士来说“是一个向前阔步行进的英雄时代，同英格兰一样，在16世纪的前半叶显示出巨大而迅速的变迁，后半叶则是一个令人慰藉的大开发的时代，一个丰收和值得褒奖的时代”。并“把它在都铎王朝时期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前夕”（31）。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之后，“并没有造成它在经济上被奴役，并没有使它沦为‘边鄙之地’”。社会发展也有相当的起色，特别是18世纪中叶之后，其发展进入起飞阶段，而且“一经起飞，便成绩斐然”（31）。只有爱尔兰一直在困苦落后的境地中，踯躅徘徊。而促成这种不平衡性出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可以确定，英国统治阶级所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及对爱尔兰的“等而下之”的歧视态度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从而在近代不列颠社会内部造成了以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为一类，以爱尔兰为另一类的两种全然不同的发展格局。在不断推动威尔士、苏格兰与英格兰建成同质性社会的同时，英格兰统治阶级却把爱尔兰作为异类看待，一味地对其进行政治压迫，从不曾将近代时期英格兰社会所取得的进步成果施与爱尔兰。例如，“光荣革命”时英格兰议会所制定的各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如“权利法案”等，均不包括在爱尔兰同样实行的条款。因而，艾德蒙·柯蒂斯愤愤地说：“无论‘光荣革命’给英格兰带来了怎样的好处，这些好处却不光荣地一点没给爱尔兰。”（32） 这种“分而治之”的统治给爱尔兰的经济发展同样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殖民统治与经济剥夺在英国对爱尔兰的关系中始终是一对孪生子。在“文明开化”、“传播新教真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之下，则是贪婪而自私的经济动机。英国统治者和伦敦议会的政客是“用商店老板惟利是图的精神为别的民族制定法律”（33）。此外，爱尔兰还成为英格兰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一个缓解压力的出口，一个上层土地贵族新成员的养成所，一个下层社会人口迁徙流动的主要目的地。
    最后，它们还带来了英国地缘战略安全环境的极大改善。近代之初西班牙、法国等欧陆强国乃至罗马教廷均常常把爱尔兰、苏格兰作为干涉不列颠事务、削弱英格兰实力增强的工具或直接进击英格兰本土的跳板。例如当时一位外交官在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报告中写到：“倘若陛下欲对亨利八世进行打击，那么向其发起进攻的路线须经过爱尔兰。”罗斯也认为：“从防御外国敌对势力的战略上考虑，爱尔兰对于英格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尼德兰对西班牙的重要性。”（34） 在这种形势下，爱尔兰、苏格兰极有可能成为英格兰的腋下之患，身后之敌。鉴于此，英国统治集团奉行内重于外的现实主义国策，在对欧陆列强巧妙周旋的同时，专心致力于内部空间的整治，其效果十分明显。虽然欧洲列强屡次试图从苏格兰、爱尔兰入手，造成不列颠内部混乱，达到削弱英国实力的目标，但却屡屡失败。因此，从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考虑，随着不列颠整体空间结构的形成，英国地缘战略的安全系数大为增强。中世纪时代桀骜不驯的威尔士在近代以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骚动和叛乱，成为英格兰的一块稳定的战略后方。苏格兰进入“联合王国”之后，使英格兰在历史上承负数百年之久的来自北方的战略威胁得以彻底的化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英国将爱尔兰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之下。不列颠内部空间整合的成功使英国在近代国际政治斗争格局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缘位置，握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