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麦鼎华译：《俄罗斯史》，1903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出版社在谈及出版此书的目的时写道：“彼俄罗斯向为专制政体之国，与我政体相类似，其成败得失，皆可借鉴。且西北利亚（西伯利亚）铁道既成，势力骎骎南下，我国实首当其冲。若懵于其国势民情，日言抵御，曷当于事”。因此，出版这部著作是为了唤起民众，自觉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
    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撰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发表在1911年2月20日-3月4日的《民立报》。为了对付沙皇俄国加紧入侵中国蒙古和新疆地区，宋教仁依据俄国200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写成此文。文章揭露了俄国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伎俩，“以警告国人”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
    20世纪初，有关“彼得遗嘱”的先后公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彼得大帝的遗嘱的内容，是关于沙皇俄国不仅要成为欧洲大国，而且要在全球扩张，实现称霸世界的计划。至于“彼得大帝”遗嘱的真伪，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彼得大帝确实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世界性的侵略方针。有关“彼得大帝”遗嘱，当时多处发表。主要有：《俄皇大彼得遗训十条》1901年9月17日、9月27日，《杭州白话报》；《俄皇大彼得遗诏十四则》，《政艺通报》，1902年第20期；《俄皇大彼得遗训》，《俄事警闻》，1903年第3-4期；《俄皇大彼得遗嘱》，《扬子江》，1904年第3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外国寻求救国的真理。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史中的一些内容，如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成为中国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魏源（1794-1857）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第一人。他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曾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中国效仿彼得大帝，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3]（俄罗斯国总记）魏源对俄国彼得大帝的介绍，是和希望中国在东方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
    1833年8月初，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峨（俄）罗斯国志略》中，较生动地介绍了俄国彼得一世改革的历史背景及过程、结果。作者首先写到了俄土战争，“彼得罗就安登位，自此以后创立国之业定矣。始操演武艺，不期募兵二万卫躬，率然攻都耳基国，取沿海之城，建战船驶黑海也”。为了保持海战的优势，实现打开俄国出海口，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海洋国家既定的战略目标，彼得一世开始了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内容广泛的改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彼得一世“暗离京都，陪公差赴荷兰国，亲手作工，欲学建战船之法。后过至英吉利国，巡观舟务厂。”自西欧返回俄国后，彼得一世平息了反对改革的叛乱，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加战船，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援流俗而臻于善。虽然其民执古难变，然皇帝定意，强改不好风俗。彼得罗巡观欧罗巴诸国，效法恒学，为万君之魁矣。其国邦广，其权势强，战船四十余只，水手万余，仓充库实，军营超众四方贤士来归。自此以后，峨（俄）国在欧罗巴籍势舞权，月益年增，令万国赫畏”。[4]（P195）这种描述，和当时国内其他著述，如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中的描述完全一致，反映了中外社会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认识，表达了欲以彼得一世为榜样，通过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的愿望。
    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康有为（1858-1927）提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多种变政考，现在见到的有《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种，而《俄彼得变政记》则是康有为多种变政考中唯一公开发表的一种。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融入先进的欧洲文明，微服出访瑞典、荷兰、英国、德国和法国，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回国后排除各种阻力，断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革除陋弊，走向富强。1898年3月，康有为以《俄彼得变政记》进呈光绪帝，同年4月收入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南海先生七上书记》。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绞杀中，使其成为谜一样的国家，从历史到现实许多重要事实不为人所知，或被歪曲、丑化、篡改，在当时的中国就更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直接从外文翻译或中国学者撰写的苏联史、俄国史的著作有多种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使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和苏联，能有一较为真实的了解。
    1928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日本山内封介著、卫仁山翻译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26年2月，山内封介在《序》中谈及撰写这部著作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自帝政时代至革命后的现在，几乎是社会问题的一大实验室。实际上，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差不多完成于英法德各国，而其理论之大胆的实验，多行于俄罗斯”。特别是“1917年的革命以来，俄罗斯这实验室，更引起世界一般人的注视，认为20世纪趣味之中心，都期待着更在此实验室中发见出什么新的真理，表现出什么新的真理”。[5]（原序，P1-2）卫仁山将此书译成中文，则是因他认为“俄罗斯革命，是法兰西大革命以后最伟大的革命，其影响于全世界的民众之重大，决不减于法兰西大革命，……俄罗斯革命是数世纪以来俄国的民众运动，与19世纪的科学的进步与其所发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表现”。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在中国革命的进行中，对于俄国革命的真实了解确是非常需要，但是中国人现在对于俄国革命所知道的确实太少了”。[5]（序言，P1-2）卫仁山的这段话，在1928年4月20日，即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一周年后写于巴黎，这使人们对这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中文本的面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俄国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历史的经验、借鉴，或历史的启迪，对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广大中国人民说来，确实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