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海心弦书社出版了俄国博克老夫斯基（今译波克罗夫斯基）、日本石川一郎著、潘既闲译的《俄国革命全史》。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反动势力反苏反共甚嚣尘上。译者说：“虽然我们现在以至以往的过去，都听说了关于苏联之‘洪水猛兽’，‘共产共妻’，‘暴虐’，‘残杀’之种种骇人听闻的消息，看见了许多关于苏联之‘危机四伏’，‘内部破裂’，‘面包恐慌’的新闻，但这个国家为什么依然能存在，壮大，发展，而最近还有闻所未闻的‘五年经济计划’，‘七小时工作制’”？译者指出：“糊涂是人类最大的敌人，盲从是文化上最可耻的事，只有研究与考察，这是我们应有的判断事物的方法”。这部著作史料翔实，为研究苏联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这些“确是中国一般出版界中很少有的”。[6]（P1-2）
    《俄国革命全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19世纪“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农奴“解放”与革命运动、民粹派的革命运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运动、俄国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革命运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俄国国内战争，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等。作者基于事实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描述，对于人们系统了解俄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关于十月革命，作者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不能证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正确，却“完全证明列宁主义的成功”，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自然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6]（P333）作者强调：“无论帝国主义是怎样侮辱苏联，无论资产阶级的学者是怎样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是走不通的道路，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联，经济的建设，政权之巩固，是我们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看不到的现象，除非他是个否认事实有意侮辱的造谣者”。[6]（P411）编者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反苏反共的谰言。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特约研究员佛那特斯基著《俄罗斯现代史》，1933年由陶樾译成中文，交上海黎明书局出版。译者认为，这部著作的优点是“字句既然流畅明达，所述事实又都负责可靠，佛氏纯然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好像在显微镜的下面，细查俄罗斯的过去状况，其长处是既不抹杀苏维埃制度的优点，也不隐饰它的许多缺点”。[7]（P6）这部著作，是译者将佛那特斯基著《俄国史》的一部分，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内容先行译出，改名为《俄罗斯现代史》出版。原著的初版于1929年初问世，1930年再版。再版时补充了一章，主要内容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终结”。这部《俄罗斯现代史》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史”，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止于20年代末，大约15年时间的历史。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俄国--苏维埃俄国--苏联历史发展日新月异的时期。生动、复杂和丰富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直至今仍值得思考的问题。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佛那次基著、周新译的《俄国史》。该书是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中的一种。“佛那次基”与上面提及的《俄罗斯现代史》的作者“佛那特斯基”是同一个人（George Vemadsky）。《俄国史》的主要内容，从俄罗斯国家的起源，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病故后苏维埃之对内对外政策。在《导言》中，作者分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俄罗斯历史中最惊人的事实就是这种人数的激增以及其领土的异常扩张”。作者还认为，“从地理的立场看来，俄罗斯人是突厥蒙古人的继承者。从文化的立场看来，他们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文化发展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第九、十世纪时由拜占庭人使他们转向基督正教，那时，拜占庭的文化正达到它最灿烂的时期”。[8]（P11-12）而在《结论》中，则重点分析了列宁逝世后苏联在政治经济诸方面所面临的“危机”。
    1932年12月25日，蔡元培先生为佛那次基著《俄国史》作《序》指出：“俄国是共产主义的实验者，他所根据的是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是德国人，他的著作是在英国发表的，然而，英德等国，都不能行他的政策，而俄国乃首先实行，且行之十余年，倍受欧美各国反对，而尚未失败，这决非偶然的事”。他特别强调，“我们想认识现在的俄国，不可不读俄国史”。[8]（P1）蔡元培还认为，将《俄国史》介绍到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不仅中俄两国有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深受其影响。
    1942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杨幼炯编著的《苏联建国史》。1941年7月，作者在《序言》中说：“近年来世界风云变幻，使整个的世界都在重新创造与再建之中。我国今日又适逢民族建国的新机运，……略述苏联革命建国之特征，作为我国借镜之资。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作者撰述本书的微意”。作者认为，近代以来的革命建国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十七八世纪的英法革命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革命建国思想之典型；则十九世纪下半期中欧各国如德、意的统一运动，实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之典型；而苏联的革命建国，则是开了社会主义建国运动的新局面”。[9]（P1）杨幼炯为《苏联建国史》写作《序言》时，正逢1941年6月22日德国背信弃义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后不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所以作者说，“本书草成，适当苏联建国再受阻挠之日，作者更深切的给与无限的同情”。[9]（P13）这对于读者全面理解这部著作，无疑有重要意义。
    1945年9月，《苏联历史讲话》由解放区的读者书店出版。作者为苏联历史学家舍斯达科夫，译者为张仲实。在众多的苏联历史著作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本。这种“特色”不仅表现在书籍的装潢极其简陋，纸质粗劣，油墨不均，而更主要的是书籍的内容。1941年4月20日，张仲实在延安写有《译者序言》，对于读者了解这部作品很有帮助。译者认为，这部作品有三个优点。“第一，观点正确”。这本《苏联历史讲话》，是作者根据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1934年关于历史学的讲话编写而成的。“第二，内容有系统”，从原始社会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止。“第三，文字浅显，简洁”。[10]（P1）译者认为，在当时的解放区，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为这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如果能够先读读这本《苏联历史讲话》，那对于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这是一本通俗的、普及性的著作。不过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在解放区能够出版这本有特殊意义的《苏联历史讲话》，已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