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报告对中苏关系所做的总结分析还是注意到了中苏处理国家关系标准的内在矛盾问题，认为“中苏关系的本质是不可能用简单的术语来描述的。没有任何一个术语能够概括两个共产党国家彼此之间的行为和他们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体印象。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国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一个坚固统一的阵营、一个没有国界和国家利益、完全实行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同盟。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例子是，他们又不像典型的19世纪的大国那样，严格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又包括了这两者中的因素。两国关系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淡了民族主义，而国家利益又冲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评估基本符合实际，只是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界限，一般来说，在50年代，尤其是1950-1957年，中苏两国呈现给世人的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两国的国界是共同的，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保卫中国边界的责任。即便到1958和1959年中苏两党分歧加深、矛盾冲突不断，毛泽东也还是强调中苏之间的分歧是九个指头与一个、甚至半个指头的区别（注：参见1958年7月22日毛主席与苏联尤金大使第二次谈话记录；安东诺夫关于赫鲁晓夫访美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1959年10月14日，SCCD.F.5,Op.49,D.235,LL.89-96,CWIHP Bulletin,Issue3,Fall 1993,pp.56～58。）。尽管这种表态，事实上已经有些言不由衷。
    另外，关于中苏分歧的公开化，报告点明：1960年4月，北京指责苏联在十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推行的缓和政策，使分歧公开尖锐化。
    1960年2月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就认为，“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并特别重申：“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6] 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此后，《人民日报》于1960年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这种举措招致苏联方面的严重不满，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由此引发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在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他是一个不明智的老头子，没有用处[2] （p.223）[8] （pp.251～252）。
    这种状况促使中国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于是4月份，在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不指名地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中苏分歧公开尖锐化了。
    过去中苏双方一直互相指责，或者说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发表保持中立的塔斯社声明，实际偏袒印度一方，是公开表明了中苏两党的分歧；或者说上述1960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康生的讲话，是将苏中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注：参见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84页；邓小平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84,Longman GroupLimited,UK,1985,p.14；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1998年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这两种指责，事实上都根据不足（注：关于此问题的评述，详见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55-164页。）。而对于世工联北京会议上中苏双方的斗争，以往外界却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会上批评苏共的观点；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等等（注：参见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页；《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27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7-488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1页；《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08104。）。
    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9] （pp.544～545）。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继续更为激烈地展开了。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