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了。换言之就是，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3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一轮冲突。以此次会议为分界线，中苏国家关系分而未裂，十分脆弱；党的关系只是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拒绝苏共中央关于参加苏共23大的邀请[12]，两党关系中断。
    中苏新一轮冲突，以及苏联向远东增兵的情况，使得对苏防御问题愈益突出起来。在毛泽东的考虑中，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4-5月，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10] [11] （p.55）。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已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时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时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增长，四大舰队中唯一不用于欧洲的太平洋舰队特别突出，它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的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苏军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军事演习[10]。尽管苏联海军力量膨胀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国，但同时也带有从海上遏制中国的意图。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是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在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注：1966年3月28日毛主席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一次谈话记录。）。
    这样，到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已经基本没有缓和的可能，中国对中苏边界争端的态度和对策也由谨慎和克制向军事反击与对峙转化，中苏边界局势逐渐趋向紧张。
    此期的中情局报告对中苏关系短期前景的预测基本是准确的，但也有些混乱，显示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报告一方面指出：中苏关系似乎极有可能在近期内进一步恶化。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争执会突然爆发性地演变为一种新的和恶性的形式，即使在近期也是这样。争执中主要人物的情绪或许终将起更大的作用，一些突发性事件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敌意，导致新形式的相互报复。一方面又认为“中苏边境事件可能会不断增多，尽管其严重性或许不会增加”[14]。这种行文的犹疑和矛盾，应该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关，中国国内局势的动荡给中苏关系的走向注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报告结论部分关于“尽管中苏边界上的严重军事事件有可能发生，但双方差不多都必然会设法避免战争”。“面对许多领域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关系仍将十分脆弱。如果中国开始提升其民族的自负心理，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边境上”的估计也是准确的。尽管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但是两国事实上都不愿意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不愿意率先迈出断绝国家关系的步伐。
    三、关于1969年中苏爆发战争的分析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15] （pp.43～44），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16]。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17]。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后，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的政治报告中宣称[18] （p.286，pp.288～289），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以此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注：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另，美国方面对林彪报告的分析理解，见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1979,p.176。）。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
    苏联则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报复，苏军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袭击了中国边防巡逻队。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毛泽东估计中苏之间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对苏联这时提出的两国总理举行会晤的建议做出回应。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10月，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开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集中力量对抗苏联，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