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估计
    中苏两党分歧、斗争发展到1964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实际已成定局。这使得1964年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年份，或可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时，有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着，它们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为他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因素。毛泽东做出了重大决择，即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的调整，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
    苏联在1963年7月与蒙古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之后，逐渐增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于是年重新进驻蒙古布防。中苏边界摩擦事件增多。苏联开始在苏中、蒙中边境地区增兵（注：参见NIE 11-12-66,The Outlook for Sino-Soviet Relations,1 December 1966,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December 1,1966,FRUS 1964-1968,Vol.XXX China,in:http://www.state.gov/www/about-state/history/vol-XXX/220-229.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2页；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4页；1964年8月15日伊犁军区司令部文件：七月份边情综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9，第111-113页。）。中苏边境局势的发展变化，导致毛泽东开始考虑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影响？苏联是否已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威胁？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方向是继续单向的对美，还是需要转为双向的既对美也对苏？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就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到5-6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确定搞三线建设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注：参见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同金日成第一次谈话记录；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43页；《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78页。）。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已十分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了。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注：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9页。）。
    其间，毛泽东还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是，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毛泽东这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提出：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注：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号120，第73-76页。）。尽管毛泽东这种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7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10]。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谈到与苏联还有领土问题的历史旧帐没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注：参见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广西自治区档案馆，目录X1，全宗35，卷号116，第37-46页；N.S.赫鲁晓夫同志接见日本议员代表团，N.S.赫鲁晓夫同志于1964年9月15日与日本议员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16日，9月20日，转引自S.N.冈察洛夫、李丹慧：《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第113-114页。）。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注：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注：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注意勘察了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11] （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