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中苏关系的走向，中情局1969年8月12日的报告在对局势进行讨论时提出：1969年乌苏里江事件发生后，已经紧张和敌对的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几乎可以肯定，在两到三年内，紧张局势不会得到显著的缓解。国家利益冲突、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取，以及对各自意图名副其实的忌惮，妨碍了缓和。边界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双方可能愿意达成一些临时性协议，但又都不会对各自的基本立场做出让步。报告根据中苏双方语词激烈的舆论宣传声势，根据两个国家现在都认为对方是自己最直接的敌人，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是帝国主义，要包围并消灭自己的情况提出：在这种氛围下面，另一方的任何行动都受到猜疑，任何军事准备都显示出威胁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询问，在以后的二三年内中苏战争是否会爆发[20]。
    报告分别评判了中苏双方可能做出的反应。对于中国的反应，报告认为，“中国方面无故对苏联边境发动进攻不大可能。这种判断是基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他们对在东北边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缺乏基本的准备”。“中国方面没有相应的兵力集结。中国人只在新疆、内蒙和满洲里的黑龙江-吉林边境地区有9个师的地面部队。尽管在他们背后中方在沈阳-北京-兰州军区有50多个师的兵力，但是他们在火力和装备移动方面是无法与苏联的军事力量相抗衡的”。“自从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避免与两个大国发生军事对抗。此外也很难看到中国能从进攻中获得什么好处”。“目前中国人可能有两个目标：一是威慑住苏联的进攻，他们认为这种进攻随着苏联军事集结的加强变得更加有可能了；一是动员全民准备应付这种威胁。北京显然选择了通过在中苏边界地区法律地位比较确定的中国领土上实施小规模军事对抗的策略来表示其坚定强硬的态度”。
    关于苏联的反应，报告认为，苏方有理由在现在或是不久的将来，考虑发动针对中国的进攻行动。因为苏联人看到了中国人可能部署一个携带核武器的导弹部队的危险性，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即便是少量的中国导弹也将改变战略形势。苏联人似乎希望通过使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击毁中国的核弹设施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同时阻止中国人使用其战区力量在地面上进行报复性攻击。报告并指出，苏联领导人可能还看到这种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其他重要的利益，如击败中国的军队将向全世界显示苏军的威力，并且有助于提高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威望等等。报告估计说：苏联人可能甚至希望毛-林政权倒台，或者是，如果这个政权继续维持着，那么新疆、内蒙古和满洲能从中国分离出去；在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保护少数民族反对中国压制，有可能成为苏联发动战争的理由。
    报告所说的中国选择有利地点反击苏联的评判很准确，1969年3月中国把对苏联实施打击的地点选择在珍宝岛，其实就是考虑到，一方面，该岛在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已被划归中国（注：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25页；Ю。М。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 Х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2001，с。318；В。С。Мясников，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с。209.），估计苏方不会为此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注：从1947年起，苏联边防军将珍宝岛划入其警戒线之内，中国边民在岛上进行打柴、捕鱼等活动，苏方则不予干涉。参见徐焰前引文，《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
    不过，报告对中国此时在中苏边境地区军事部署情况的估计，其准确性如何尚无具体材料可以证实。60年代中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此后，中国明显加快了以“三北”地区为战略重点的军事部署调整的步伐，开始在北部地区大规模构筑防卫工事；在“三北”方向组建了若干担任坚守防御任务的守备（独立）师；充实和加强了担任边防勤务和一线防御作战任务的边防（独立）团。到60年代末，“三北”地区已取代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也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10] [21]。
    对于苏联的反应，报告的估计似乎严峻了些。其原因应该是过于看重苏联准备与中国摊牌的表象了，诸如对中国发出核威胁、苏中边境地区苏联军队不寻常的调动、部署，以及苏军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等。而实际上，苏联方面的这种种举措，其政治意义应大于军事意义，起码对于苏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是这样的。
    另外，报告注意到了中共九大的宣传舆论动向，评论说，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把华盛顿从头号敌人的位置上降下来，但是却把最精选的谩骂留给了苏联人。遗憾的是，在这份报告中尚看不出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从中共九大政治口号的变化中发现了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情局的观察员对中方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不够敏感。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重了其对苏联反应估计的严峻程度。中情局观察员把更多的关注给了苏联，对苏联向西方做出的温和姿态十分敏感。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原因可能在于：中美关系冻结二十年，双方隔膜太深，相互之间的敌意也太深，固有的成见很容易降低观察分析人员的敏感性和敏锐性。此外，苏联毕竟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方面已习惯于更为重视苏联的各种动向。
    报告的“结论”部分评估了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指出：自从3月份乌苏里江发生武装冲突以来，中苏之间已经持续多年的、十分紧张和敌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改善关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希望。我们有理由询问不远的将来中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显然存在。此外，尤其是面对中国构成的对苏联的核威胁，苏联人有理由在不久，而不是几年后，寻求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结论”认为：我们既不期待中国蓄意进攻苏联，也不认为苏联希望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冲突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可能性，苏联方面可能认为其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打击不会卷入这种冲突，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无论如何，此期以边界冲突为标志的高度紧张气氛的存在是可能的，战斗的规模可能偶尔会比迄今为止的大些，苏联人甚至有可能在交界地区进行惩罚性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来说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种对中苏战争的评估和预测，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这份报告完成的次日，如前所述，8月13日，在中国新疆铁列克提苏中边界地区，苏军就出动300多人，在两架直升机、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对中国新疆军区一个排的边防巡逻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中国巡逻人员全部阵亡（注：参见刘丹主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下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人民日报》，1969年8月14日；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147页。）。苏联此举的出发点在于，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22]，由此开始对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忧心忡忡，故而在向中国实施核威胁的同时，对中国实施报复，借此对华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至1978年6月，尽管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立场分歧，都不肯做出让步，谈判却持续未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中苏边界上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
    总之，中苏这对盟友，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同志加兄弟，50年代末期的竞争对手，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以1964年为起点中，苏联开始互为假想敌，双方都开始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角色的这种变换，使中苏两国从此一步步走上了相互敌对的道路。随着中苏双方关系中国家利益冲突因素的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斗争的逐渐明朗化，中情局评估报告起草者的理性分析反而与客观实际更加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