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葛兆光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引言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非常荣幸今天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来做这场报告。
    我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可是，我今天这个题目，要跟大家提一个这样的问题：仅仅靠中国文献来解释中国，是不是就已经足够？
    大家都知道，一面镜子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平面的、单向的对象。你也想看后脑勺怎么办呢？你要想看侧面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提倡一个用更多面镜子认识的方法，不仅仅是用一个同一的“西方”作为我们的镜子，我们周边那些文化，文化共同体，文化国家，文化民族，也有可能成为跟我们互相作为镜像来认识的一面镜子。有人说，那些什么朝鲜、日本啊，过去不是汉字文化圈的吗？我们中国人会有一个想象和印象，就是说他们跟我们差不多，以前不都受我们汉唐文化影响吗？大家千万别那么想。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差异，不见得就比法国人跟中国人的差异小。尤其是在近代，在十七世纪以后，大家在文化上越来越分道扬镳，实际上彼此之间的差异是越来越厉害的。尽管它们也许曾经共享过个一个传统，曾经都受过中国汉唐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那个差异，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当我们用那个相对来说似乎很小的差别，来仔细地比照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细部特征。
    日本汉文文献《华夷变态》，是清代前期日本长崎官员对中国人的询问记录。
    可是呢，在我们今天学术界，能够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这种固执偏见、也能够跳出仅仅用西方来透视中国的简单模式的人，还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通过周边，通过周边所保留的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来认识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重新认识中国的途径。
    这些文献有哪些价值？
    当我们去看这些资料的时候，越来越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时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外面的这些资料太有用了。当我认真看这些文献的时候，觉得很震惊。这个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它非常的多。刚才说到《韩国历代文集丛刊》3000册，《燕行录全集》106册。可是还没说越南和日本呢，越南汉文文献不少呀，日本的《唐通事会所日录》也不少，描述清代初期中国情报的《华夷变态》也好几千页，这些都是零星一小角，如果你看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史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关中国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在长崎保留的日本官员对中国船员、中国商人的讯问记录，就有好大一堆啊。
    大家都知道法国年鉴学派，以及现在意大利的历史学者，常常会运用审讯文书来做很细的研究，比如说《蒙塔尤》、《奶酪与虫》这些名著。如果我们善于使用，也可以找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来呀。比如，日本当时对来日本的中国船主和商人都做讯问，像每一条船带了什么东西、有多少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出生在哪里、籍贯在哪里，都记录下来。此外，他们还会问各种问题，它有很多常问的问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左到军事、右到经济，什么都有。这些资料反过来就是了解中国的好东西啊。当然，那个时代日本、朝鲜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记录，有很多见闻，也有很多记忆，也有很多想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彼此开始隔绝了。大家都知道，十六世纪末期，就是在丰臣秀吉打到朝鲜以后，中国、日本之间就彼此在文化上隔绝得很厉害，互相也没有信任了。而十七世纪中叶，在满族占领了整个中国以后，朝鲜尽管还按照规矩朝贡，但是在文化上也跟中国有很多隔阂，所以对中国有很多想象和偏见，那些资料里面不完全是见闻和实录。
    我跟大家讲几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提倡穿汉服吗？当然现在所谓汉服并不是汉代服装，而那个时候的朝鲜和日本文人和官员最主张的是大明衣冠。像朝鲜使者一到中国来，就讽刺中国的汉族文化人，说你们都变成蛮夷了嘛，身上穿的是野蛮人的满清衣服，反过来，虽然我们本是蛮夷，生活在文明边缘，可是现在我们身上是大明衣冠，所以，真正的中华文化已经转移到我们这儿了，你们那儿是“明以后无中国”，我们这儿却“应是小中华”，文化观念已经变了，对中国的观察就会有偏见和想象。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江南女子季文兰的传说。季文兰在传说中是江南女子，被满人把她的丈夫杀掉了，然后把季文兰从南方掳到沈阳。在路经北京附近丰润县的榛子店的时候，季文兰就在墙上题了一首诗：
    椎髻空怜昔日妆，
    红裙换着越罗裳，
    爷娘生死知何处，
    痛杀春风上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