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母子图（佚名，日本长崎古版画）
    还有人物。我们现在了解的清代思想学术史，常常需要知道一个时代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可是，过去的思想文化史上的人物，都是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他们开列给我们的，我们习惯地接受这种重要人物的清单，可是，你要看当时的朝鲜人在北京跟普通文人聊天的记载，你可能想不到那时候一般文人崇拜的文化领袖是谁，比如在道光年间文坛上，北京的文人告诉他们，成都的周向善、云南的注坚很有名，而领袖人物是孙玉庭、汪廷珍，因为他们“位至卿宰，主当世之文柄”，下面则是有四大名人，湖北人陈沆、广西人陈继昌、四川人王炳瀛、安徽人凌泰封，“皆为翰林之官，号为翘楚”，可是除了陈沆，我们的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会提到这些人吗？但是从朝鲜人的记载看，当时他们确实是名人，如果回过头来，重新通过当时的眼睛看当时的风尚，也许图景会不一样，当我们重新追溯一个时代的知识风气，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历史描述，常常只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当时，用那时的眼睛来看，当时的眼睛也许是客观的，特别是当时异域人的眼睛。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些资料。
    总的来说，日本、朝鲜以及越南保存的这些史料的意义，首先，就是让被删减、遗忘的历史复活，其次，就是让我们有可能再看到鲜活的具体的历史场景，给我们补充很多历史的细节，最后，是给我们一个文化比较的背景，这一点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做。
    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对这些资料始终关注不够？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就要谈中国学界对这些东西的关注为什么始终不够呢？我想在这点上，有时候中国学术界会有一点点自满和自大，总觉得自己的史料充分，自己的历史研究也非常的完整，不需要借助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者，习惯了用“西方”这一面镜子，而不太习惯于用日本、朝鲜、越南和蒙古这些资料。
    我前几年到日本、韩国去过几次，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对越南文献，甚至对中国的满族文献以及蒙古文献，研究得非常深入。可是我们呢？做得非常不够。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尤其是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的研究。我们简单地举个例子。日本的天理出版过一个杂志，几十年了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重要杂志，叫做《朝鲜学报》。这个《朝鲜学报》，我查了一下咱们的图书馆，只有几家图书馆收藏。可是《朝鲜学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日本大学很多的图书馆，都有《海行总载》、《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等等朝鲜资料，可是我们没有。日本有一大批研究朝鲜的学者，我们也没有。当然，日本对于朝鲜的研究传统，来自日本殖民者那儿，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难道不应该去好好做一下周边研究吗？更何况我们通过周边反过来看中国，多了些视野和角度，看得中国形象立体点儿不是很好吗？
    我跟大家讲一个词叫“较量”。学术也像是比赛，学术界跟学术界之间，也存在着很多“较量”。中国学界常常是关门主义，在门槛后面耍大刀，不去“华山论剑”。当然，当你只是研究中国的时候，没有问题，反正谁也搞不过你，拿出去就是天下第一，日本人、朝鲜人、包括欧美人对中国作研究，有个天生不足，他看中国书很慢，还得查字典，中国人天然的就能一目十行，当然有优势。可是，一旦你把你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到周边，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一个裁判手下，你就要接受检验，你的研究就要放在国际评价舞台上，要人家来评价。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本事？中国学术界要不要有这个本事？把自己的研究放大，然后跟他们互相较长论短？我这个话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当然，将来这方面有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朝鲜人做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文献大都是汉文写的，中国人看起来容易得多。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它在学术史上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里我要接着讲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些领域，也许将是中国学术史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我有个很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变化对于学术的国际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是清代中后期对于西北地理、蒙古史、辽金史的关注。大家知道，自从钱大昕以后，当时清朝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到中国的西部，关注到满汉之外的异族历史地理和文化，包括像张穆、徐松等，一直到后来的沈曾植。他们的研究使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和地理研究，超越了汉族中国空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逼得你不得不去看“异族之史，殊族之文”，不得不去看外文资料，不得不学术国际化。这是中国学术走出传统中国学术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敦煌学。敦煌学给中国人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敦煌学给中国学术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不得不去关心中外交通，不得不去关心儒家以外的，不仅是佛教，还有像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所谓的三夷教的问题，不得不去关心西北的地理、中外交通的地理问题，而且还不得不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去学异族的死文字。这些资料又涉及到天竺、贵霜、大秦这样的一些异国、他族、以及宗教和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称赞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有眼光？为什么当年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道理很简单，学术问题、内容、方法已经变化了，学术不得不国际化，不得不进入国际的学术语境。所以，陈寅恪先生讲这叫“预流”。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学术逐渐国际化的这两次变化，它的重心都在西边。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变化里面，使它逐渐地、部分地转向东边？如果我们关注周边，关注到日本、蒙古、朝鲜、越南的文献，我们也会向学术界提出很多要求来。你比如说，你是不是要拓展过去传统的史料？你是不是要懂得外面的研究？你是不是要掌握一门以上的外文？也许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会使学术界发生一点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