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是觉得中国文史学界现在有一点点沉寂、有一点点停滞。它的沉寂和停滞表现在关心社会与关心学术两个方面。在关心社会上面，中国的人文学科、文史领域，好像失去了回应公众提出问题的能力。好像有些文史领域的学者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的从业员。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专业学术研究里面，我们好像是始终在一个格套里面，视野就那么宽，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大家都在一个固定模式里面翻来覆去，仿佛复印机复印似地在生产所谓“学术”。
    可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一事情？第一，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把视野超越汉族中国，走向更宽。第二，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研究跟国际学界有个对话？第三，能不能掌握更加国际化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概念工具？
    最后的话
    最后，我要讲一点感想。自从十七世纪以后，整个东亚，各个文化区域和群体，慢慢地偏见和距离越来越大，彼此开始产生很多傲慢，也有意识地拿着放大镜在寻找对方身上的那个瑕疵。在观看对方的时候，一面想象对方的瑕疵，一面在涂抹自己的油彩，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文化正宗，变成是一个文化上屹立不摇的中心。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对中国是不利的。我们应该看到，在彼此这样观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多一面镜子来认识自己。因为在这种彼此观看中，在互相用放大镜挑毛病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了彼此身上细部的问题。所以，彼此作为镜子是很重要的，中国不仅仅是需要西方一面镜子，可能还需要东方的好多面镜子。只有这样多面镜子交互照，你才能看到一个立体的中国。
    在朝鲜浩瀚的汉文文献中，《韩国历史文集丛刊》（左）、《燕行录全集》（右），是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镜子是需要一层不透明的膜才能成为镜子的，恰恰就是他们对我们有偏见，他们对我们有歧视，他们要记载我们身上的种种缺陷，才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所以，现在流行的一个时髦的词，就是“互为他者”。“互为他者”其实就是日本人通过中国来看日本，朝鲜人通过中国来看朝鲜，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日本、朝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长期以来，太看重那个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西方”，觉得不是中，就是西、不是西，就是中。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原来曾经共享过一个文化传统，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镳的这么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在通过他们的眼睛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又多了好多历史文献，这不是对我们都挺好的事情吗？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名字叫“揽镜自鉴”，拿起镜子来照自己，而镜子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所以说是“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
    谢谢大家！
    日本狩野画派有关中国的绘画
    【提问与回答】
    提问：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您觉得从西方看中国，与从周边看中国，有什么不同？请谈一下您的感受。谢谢！
    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要说明两点，就是说，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并不是排斥了西方这个视角，不是排斥了西方这个镜子。西方对于中国的观察，因为它的异质性特别强，所以，它能够让我们迅速地、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细部，我们还是通过“周边”这些跟我们的文化似乎曾经很像，似乎曾经在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人的角度来看，才能够让我们更多地看清细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西方人看中国，比如说像马嘎尔尼时代，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方跟中国的文化，在观念中已经基本上处在对峙状态了，这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异质感受就特别强。比如，他们不像朝鲜，朝鲜人说我们“本是同根生”，只是现在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注意到的，跟西方人注意到的文化变化是很不一样的。当然，马嘎尔尼使团时代，我建议你看最近台湾新竹黄一农先生的论述，那个时候的英国人--扩大一点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变化很大。马嘎尔尼不能代表当时的欧洲，因为他是一个使团的官员和首脑，当时欧洲人已经对中国的看法处在转变之中，但这些看法，都建立在他们对“异域”和“异文化”的感受上。
    日本长崎名胜图绘
    提问：葛先生您好！中国史书很多都是官方记载，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忌讳，当然也有所谓的“春秋笔法”在其中。这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从客观的角度，对它进行补充。您今天提到的诸如自朝鲜、日本、越南等异域的史料，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补充。但是，这些史料中，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些文化对于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它也有它的主观性，也有它的偏见与傲慢。那么，在恢复您提到的被删减、遗忘的历史，也就是让这些历史复活的过程中，在这两种偏见，即在中国官方史书的偏见与外国其他资料的偏见中，究竟该做怎样的取舍？该秉承什么原则呢？谢谢。
    回答：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很有道理的回答。我用三个词来概括域外有关中国的文献。第一个是“见闻”。见闻基本上是当时的实录，他看到什么就记下来。比如说，看到正阳门外的戏院，戏院里面的座位，座位留给谁，一个座位多少钱，旁边卖瓜子、小吃的人是怎么样。这个是见闻，我们可以相信它。但第二词是“记忆”。记忆跟见闻就有差别了。因为记忆是事后的判断，而且记忆里面又受到原来记忆的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在日本、朝鲜文献里面，看到很多讲大明帝国如何好（的记载）。可是，这个记忆是有问题的，已经染上了他主观想象的成分了。其实在当时的记载里面，也有很多是讲万历、崇祯年间如何混乱和腐败的。比如说，使节来北京的时候，要见什么人，还要送银子送东西。当时，中国人最喜欢朝鲜三样东西：扇子、人参、高丽纸。都得送啊。送了贿赂，然后心里就气得不得了。可见当时对大明帝国的见闻、印象可能很不好。可是等到大清帝国取代大明帝国，在他的记忆里面大明帝国就变得很好了，好像是理想世界、文明大本营了。这是事后的记忆，记忆是会出问题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对的，有错的。第三个词是“想象”，甚至是带有偏见的想象。这主要是因为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朝鲜，包括安南，对中国的满清王朝怀有偏见。其中，和中国最接近的朝鲜人，偏见最多。因为朝鲜人恨满清人，为什么呢？因为满清征朝鲜，签了城下之盟，使他们感到很屈辱，比如，在朝鲜汉江边儿上有一块“三田渡碑”，就是大清皇帝功德碑。这个碑（文）里面有一段话，说：“来，朕全尔；否，屠之”。就是说，来（投降）我就让你活，你不来投降，我就杀了你。这个“三田渡纪功碑”在朝鲜人心目中是耻辱，所以，那时的朝鲜人一方面感恩万历皇帝，一方面恨皇太极，一直到光绪年间，还有人记这是崇祯后多少多少年嘛。所以，他记载满清的事儿的时候，有时是带有偏见的，是带着那种偏见在想象。比如，他想象很多中国的汉人在戏台上保留大汉衣冠，是为了启发历史记忆，引起后代的汉族人反对满清。这都是他的想象啊。又比如说，蓟州城外（就是在北京附近）有一座山，他们传说，山上供的是杨贵妃，山下供的是安禄山。他就想象，中国人已经没有是非，真是无耻了，这两个明明是使大唐帝国崩溃的两个坏人，像这样的人你都祭祀他，真是道德沦丧。山下有两个石头人，被绑在那里跪着，他们又想象，还是有有良心的汉族人呀，这是让杨贵妃和安禄山受历史审判呀。其实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水浒传》里面石秀杀的那个奸夫淫妇，不是杨贵妃和安禄山。他们就是这样想象的。所以，我就说有见闻、记忆和想象。这个要仔细鉴别，也要有同情地了解。但是，中国的官方记载，它的删改、它的扭曲，不是在这个方面，常常是政治因素比较多。就是说，由于政治的忌讳，它有删改。还有呢，就是受到中国人对什么是历史、什么是重大的历史的观念影响，它要记载的是重大的历史，是它认为重大的历史。所以，在这一点上，它跟朝鲜、日本文献中的想象、扭曲、删改、遗忘，方向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一点点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