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向、刘歆父子虽属宗室，却出自博学世家，于学术均“通达能属文辞”，又热心于 时政。汉成帝河平年间，父子受诏“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 无所不究”。就在刘歆整理皇宫藏书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世间竟还有古文《春秋左氏传 》这本书。《汉书·刘歆传》记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 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刘歆发现了《左氏》，又对之进行研究整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 义理备焉”。这时属于今文的《春秋传》共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能被立于学官 的是公羊、谷梁。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 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氏》的价值远在二传之上。为此他还向作 为谷梁大师的父亲刘向问难，对有些问题刘向也不能很圆满地予以回答。于是在汉哀帝 时，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于学 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 时的学风展开批评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 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 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 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6]（刘歆传）
    对刘歆立古文经典于学官的请求，那些今文博士们以轻蔑的态度不予置理，确实有“ 怀妒嫉”，“党同门”的功名利禄之争的成分，官学与利禄之途相连，任何既得利益者 都不愿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仅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 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统经学在哀平以后，日益陈腐、烦琐、僵化，引起了有创造革新 精神的经学学者的严重不满……刘歆指出这一时期经学的三种大弊病：（1）烦琐；（2）信 口说而背传记，死守师说，陈陈相因；（3）脱离实际，只知死啃书本，不懂国家大事。 ”[3]（p466-467）
    说刘歆在学术上具有革新或改良精神，确为至论。汉代经学投靠政治，必然产生两大 恶果，一是章句繁琐冗杂，二是用阴阳五行解说微言大义。刘歆只能对前者尽力革除， 而对后者仍不能自拔其中。
    汉代经说，本来对经文加以音、形、义的诠释，使人理解经典原意就行了。但自从立 了诸经博士，每家博士再传授弟子，于是就有了训诂和章句。传业者为能仕进，无不严 守师法家法，必然造成章句繁多。《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 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章句繁多，在概念上作无谓推演，重枝叶而忽根本，丧失学术的真正精神，并且使人 “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正是对学术的严重危害，使刘歆这样的清醒者奋起 而对“经学中衰”状况力图挽救。
    刘歆所作的《左氏章句》未能流传下来，我们不知它比公羊、谷梁二家《章句》能有 多大程度的简洁精炼。不过我们看《汉书·五行志》中诸家对《春秋》经文的引申发挥 ，刘歆所言还是最为简短明实。除以上所引桓公十四年一条外，我们再看僖公三十三年 的例证：
    “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 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专君作威福。一曰，冬当杀， 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者，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 是时僖公死，公子遂专权，文公不悟，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藏，则 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 ，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 李梅实，属草妖。
    又如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一条：
    《谷梁》以为闵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僖立妾母为夫人以 入宗庙，故天灾闵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僖娶于楚， 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诛去 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 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
    例证颇多，不能尽举。比较而言，刘歆或《左氏》的经说要更简洁平实。其在大的义 理上尽管仍不能脱西汉主流经学的范式，至少在形式上已在尽力扭转章句冗杂之弊。所 以王莽时下令减少五经章句，皆不得超过二十万，已可见其效。
    刘歆《左氏》学在形式上革新，内容实质上却一仍深求大义的学风。这是因为作为一 种社会思潮，当整个统治集团仍然把它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利器”，当整个文化阶层 仍然对它笃信不疑，当它的结构性缺陷尚未能充分暴露而新的文化思潮尚未能取而代之 的时候，它就会仍然以其强大的惯性而向前推进。刘歆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试想 当汉哀、王莽、刘秀都在以图谶纬书来经营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作为旧阵营一员的刘歆 怎么可能突破那种思维定势呢？况且博士们攻击“《左氏》不传《春秋》”，刘歆要为 《左氏》争立学官，就必须能证明它也像其他二传一样可以发明圣人的“微言大义”。 刘歆的《左氏》学已无书留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却引用有数条，也许可以略窥 一斑。
    一是《左传》十二公中，隐、庄、闵、僖四公即位时都未正式举行典礼，《春秋》经 文不记，《左传》分别加以解释。如隐公“不书即位，摄也”；庄公“不称即位，文姜 出故也”；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不称即位，公出故也”。本来“称”“ 书”是同义词，都是“记载”的意思，刘歆却于此大做文章，说：“恩深不忍，则传言 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这种抛开词语本意而故作艰深探求微言大义，不但主 观随意，而且正是公、谷二家的解经方法。
    二是《春秋》昭公八年“蒐于红”，昭公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刘 歆解经说：“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权在三家也”；“书大者，言大众尽在三家”。本来 有无“大”字，不过表示围猎规模大小，《左传·昭公八年》作“大蒐于红” 。以为是经文脱字的杜预之说已很合理，刘歆却要寻出微言大义，所以孔颖达说刘歆“ 随文造意，以非例为例，不复知其自违也”。
    另外，孔颖达还多次批评刘歆“依二传”来释《左传》。这都说明刘歆时期还很难说 已形成了一个理论组织相对定型的古文学派，刘歆所做是为古文经典争地位，同时也不 能不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使《左传》等古文典籍今文化。
    刘歆在哀帝时为《左传》争立学官的斗争失败，其本人也被排挤出朝。平帝时，借助 于王莽的政治势力，古文的《左氏春秋》终于被立于学官。但这并不是学术斗争的结束 ，今文经学家不愿轻易退出自己的官方独占地位和学术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