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虔《解谊》目前仅有辑本，佚文主要来自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从中 可以看出，服虔比较重视对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比如注重对古代礼制的解释，多取郑 玄《三礼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对文字的训诂和字句的疏通，这都为后代的《左传》研 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服虔还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二卷等 ，都是针对何休的论辩性著作。
    这最后一轮围绕《左传》的大论争，结果“古学遂明”，“自是《左氏》大兴”[7]（ 《叙录》）。不但确立了《左氏》在“三传”中后来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结束了 绵延200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王国维先生说到汉魏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 文之学乃月兴日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 汉魏博士考》）到了魏晋，《左传》“遂行于世”，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 其义”，“殆无师说”。[9]（《经籍志一》）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任何学术流派都不能脱离时代思潮而独立行世。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作 为整体的士阶层已难于再坚持“守道而不从势”的立场，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禄之士 ”为王朝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官方经学大为盛行， 而经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导致其僵化、烦琐、陈腐的弊端，伏下盛极而衰的种因 。
    二是后出的古文学派因其扎根于民间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们为求得官方承认以冀获 得优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向官方经学靠拢，如竭力从《左传》中探 求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以谶纬献媚当朝；一方面与经今文学派展开功名利禄的正 统之争。至于古文典籍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并未引起汉代学者的更多注意 而予以开发。
    三是汉代经今古文学只有相对的区分。后人往往以清代学术上推比附，如钱穆先生批 评所说：“谓当时今古壁垒，若何森严，彼此界划，判若鸿沟，寻其渊源，为之部署， 将以辨孔学之真相，决是非之定谳，则亦徒劳之事也。”[10]（第四章）实际上汉代今古 两家，只是表面上水火不容，更多的却是互相渗透，界限并不明显。《谷梁》属今文还 是古文，历来说不清楚；《左传》解经，亦用《公羊》之义。正由于此，才最终形成兼 通诸家的郑玄之学。
    四是汉代经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潮流的一个缩影。钱穆先生论汉代学 术说：“无今文之启行，则经学无向荣之望。无古文之后殿，则经学无坚久之效。此自 学风推移，与时消息，非尽人意。”[10]（第四章）在中国古代儒学一统的思想统制之下 ，其内部不同流派的争鸣论辩成为推进意识形态不断充实革新矫枉置换的途径和手段。 特别是民间的学术力量以其实事求是的新鲜活力，不断向僵化的官方教条进行冲击，从 而推动古代学术向前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孙钦善。汉代的经今古文学[J].文献，1986，（2）。
    [2]祝瑞开。两汉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