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缪凤林的史学思想显然以民族主义为依归，大略言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探索中华民族起源问题，驳斥“西来说”怪论
    关于中华民族的由来问题，以前有种种荒诞不经之说，其中所谓“西来”说曾经对中 国学术界以广泛的影响。近代的中国学者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完全赞同者有之 ，有保留地接受者有之。缪凤林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是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和文化起源问 题的著名学者之一。他之所以研究这一问题，完全是激于一种民族情感，先后发表了《 中国民族西来辨》（注：载《学衡》，第37期。）和《中国民族由来论》（注：载《史学 杂志》，第2卷第2、3、4期。），抗战期间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中又不惜笔墨，引 经据典，对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细说从头”。
    在这些论文或著作中，缪凤林采用了“稽之载籍”而“考之古物”的研究方法。他首 先揭示了两个基本史实：第一，“于中国民族可正式稽考之先，东亚之地，已有民人居 住，证之近人考古学上之发现，殆成铁案。”第二，“洪水前后，夏族与九黎三苗之争 ，……黄帝时曾大决战，至虞夏时，始告平静。前后绵亘，至少亦逾千年，则古代东亚 之地，除中国民族之外，必有他种异族之人民。”他认为，如此一来，又出现了两个问 题：其一，主张中华民族为土著者，应证明夏族源自本土，非来自他方，因此，仅仅证 明东亚有原始种族是不够的。其二，主张外来者，应分两派：一派认为东亚居民，无论 是否为夏族，皆非土著而为外来；另一派认为无论东亚有无原始居民，“惟夏族则自外 来，其文明亦自外移植”，换言之，“夏族”和“东亚原始生民”不是等同的概念。但 是，“诸家之说，能明辨乎此者盖寡”。要证明“东亚所有民族，……爰自西来，必先 有下列之假定：（一）东亚住民，无原始于东亚之可能，以东亚非人类发源地故。（二）东 亚住民，除西亚外，无自他方迁入之可能，以西亚之有人民较他方为早，其迁徙之途径 亦较便捷故。”然而近代考古学界业已证明，上述两个假定都不能成立。
    对此，缪凤林首先从“地理上之阻碍”来论证夏族不可能来源于西亚。从西来途径上 考察，如果从巴比伦迁徒到东亚大陆，必须经过伊朗高原、土耳其斯坦，或新疆、西藏 等地理环境和气候都极为恶劣的地区。摩西率以色列民族出埃及，越红海建犹太国，历 时千年。奈亨台入侵巴比伦南部后，并未遭异族迫害，似乎没有必要冒险举族东迁。如 果说他们因人口众多而不得不向东移殖，“则以草昧之世，济路之具未备，人类之力微 薄，长途征行，为事甚难”，况且他们当初并不知道东亚，“一旦离两河流域饶庶之地 ，入丛山沙漠之境，恐未越今日波斯之境，即将废然思返，或徘徊不前，更何能于数年 间直渡偌大之险阻，抵东亚而始驻足耶？”所以，夏族短期内由西亚东迁而来，从地理 条件上看是不可能的。
    其次，从中国与巴比伦在“年代之修短，种族之隶属，文物之创作”等方面的差距也 足以反证二者毫无关系。缪凤林指出，从古文明发生的年代上看，中国历史可追溯至数 万年以前，而巴比伦仅可溯至新石器时代；从人种隶属上看，夏族为蒙古人种，而巴比 伦历史上的主要民族则是白色人种塞姆人；从文物种类看，中国有旧石器文化，而巴比 伦则没有；奉、晋、豫、甘所出土新石器也与巴比伦不同；殷墟、甲骨文更为中国所独 有，至于那些“见诸载籍”的文化差异更不可以道里计。可见，中国“民族西来之说， 可不烦言而辨”。
    然而，以考古学为依据的所谓“新西来说”，则使不少中国旧式学者望而却步，对此 ，缪凤林却知难而进。特别是被目为考古学权威的瑞典人安特生，根据河南仰韶村所出 土的彩陶与俄属土耳斯坦的安诺所出土的彩陶有某些相似之处，即推断两者文化同源， 进而认为仰韶彩陶文化系西亚传入，中国民族也来源于西亚，并言之凿凿地断言，其向 东传播的途径是“首抵甘肃，次及河南”。缪凤林对此质疑道：如果说彩陶果真如安特 生所描述的那样，自西而东，那么甘肃彩陶一定比河南彩陶更为古远，制作也应更为精 良。然而，考古发掘却证明：河南陶器“在在胜于甘肃”。对此，安特生狡辩说：“自 西方远来之新文化，当其直达黄河流域之今甘肃中部时，即顺流而下，迅速以达黄河之 下流及其支流域，至是遂与土著文化相混合，而成为当地石铜时代之文化。”缪凤林反 驳道，在远古时代，关梁不通，“彩陶由甘肃至河南，无论如何迅速，必需一较长之岁 月”。如果说二者同时，当为分别发生；如果说是由西而东传，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年 代学上的疑问呢？安诺苏萨最早在纪元前三千年左右，而河南甘肃出土的彩陶所表示的 年代最晚也在纪元前四五千年，要比安诺苏萨出土陶器年代早一二千年。这就说明，中 国远古时代的彩陶文化是不可能由西亚传入的。（注：以上均引自缪凤林：《中国民族 由来论》，载《史学杂志》，第2卷第2、3、4期。）
    在《中国通史纲要》中，缪凤林又不惜笔墨驳斥中国民族“西来”说。他指出：中国 民族为黄人种或蒙古利亚人种，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关于她的由来，以往史学家从未 发生疑问。自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探索中国文化，出于西方 中心论的偏见，开始鼓噪中国民族西来之说。可见，提出中国民族“西来说”者的立足 点就已成问题。他辩驳说，即使中国与古巴比伦文化有些相似，也不能以此认为中西文 化西源，因为文化乃人类所创造，“人莫不有欲，欲莫不求达”，由于“禀赋环境之相 似”而造成在文化上有某些不谋而合之处是正常的。
    中国民族起源于本土，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这在学术界已成铁案。其中凝结了不 少像缪凤林这样的爱国学者的心血。当然，从纯学术的观点看，缪凤林的论证也并非无 懈可击，有些说法已经被新的考古发现所推翻。但在当时，起而批驳中国文明“外铄” 论，就是反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就是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当然就是爱国主义的。
    2.研究民族历史，弘扬民族精神
    为了实践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缪凤林还致力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发其中积极 康健的民族精神。
    首先，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和生命力。在叙述中国民族史时，缪凤林特别重视 异族侵入中国的历史。他认为，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面对异族文化的挑战，中华文明 总能死而复生，亡而后存。历代周边民族，在风习、语言、政制上与中原地区都有较大 差异，“然一与吾族接触，或平和交际，或力政经营”，除少数“远方殊族”外，无不 “习吾文教，仿吾服物，用夏变夷，革以华俗”。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异族统治者企图“ 用夷变夏”，也有汉人“数典忘祖，甘同异种者”，但“我夏族虽时有亡国之痛，永无 沦胥之祸”，而且在同化各民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在今天，中国人就血统而 言也有不少“蛮夷后裔”，但在文化上却没有一个“自外华夏”的。缪凤林不无自豪地 说：“盖夏族文化冠绝东亚政教文字，根深莫拔，故异族有中国者，必行汉法，乃可长 久”；而且中国传统素“以世界主义为理想，异族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有怀远之习，鲜 种族之见。”（注：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47-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