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监委权力地位的悄然下降
    按列宁的构想，中央监委不仅享有与中央委员会同等的地位和权力，而且可以监察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的各项工作，并享有最高的政治监察权，也就是说中央监委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政治决策有权监督。
    仅隔五个月，俄共1922年8月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变相地否定了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党章是党的最高法律，尽管十大、十一大通过的监委条例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平行，地方各级监委与同级党委员会平行，但是在1922年党章中不仅没有载上十大、十一大通过的决议、条例中关于监委与同级党委平权等规定，而且把两次代表大会都申明的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消的规定改为：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员会不得加以撤消，但须经过党委员会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3]。这显然降低了监委的地位，削弱了监委的权力和独立性。这是为什么呢？
    1922年8月，十二次代表会议期间，正像列宁说的：斯大林“掌握着无限的权力”[4]。他不仅是政治局委员，是组织局主席，还是由列宁提名经十一大任命的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可以说是国内战争时期极端集中制、任命制、一长制政治利益群体的代表。面对列宁所倡导的工人民主制、党政分开、监察制度，享有集权政治利益的人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坚固的政治同盟，悄然地在列宁因病不能参加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上攻击了、消灭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列宁倾注极大心血创设的监察制度。
    三、创立的原因探析
    1921年俄共因何建立监察制度，列宁为什么要倾注大量的心血来构建这样的监察制度呢？作者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形势
    1921年，苏俄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的形势是粉碎了帝国主义军事进攻，国内白军叛乱也被镇压下去，军事危机解除了，但是其他矛盾却大大激化起来。具体说来，1.国际方面，帝国主义直接的军事干涉失败了，但并没有死心，而是采取了阴谋活动和组织暴动的新形式。同时，世界革命形势不容乐观。经过国内战争，特别是1918年，德、匈革命相继失败后，列宁意识到他原来估计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但东方国家何时出现革命高潮，尚难预测。2.灾荒和连年战争的破坏使群众生活大大恶化。三年半国内战争的极度紧张，俄工人阶级早已筋疲力尽，加之1920年的农业歉收带来的粮荒，直接加剧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3.数十万军队的大规模复员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工作以维持生活。4.党的苏维埃干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和特权化，加剧了政治危机。所以，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共和国仍然处于及其困难的境地”。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由推动世界革命转向巩固自己的政权，使自己“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
    （二）1917年以来俄共组织制度的变化
    十月革命前，1917年7月第六次代表大会成立核心组处理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1917年10月10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之后以书记处取代核心组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1919年3月，党的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规定政治局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作政治决定，处理日常政治问题；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这是健全和完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重要决定，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党内权力的集中，为以后以党代政的出现完成了组织的准备。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即面临残酷的国内战争，特殊的历史也为这种集权体制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机遇，整个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军营，工作方法上采用战斗命令制，组织制度上形成极端集中制。这些国内战争时期的政治特点集中地反映到党内来，首先是干部制度上任命制的普遍实行。1919年3月，党的“八大”决议中提出“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并由八大成立的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实施。据统计，1920年4月到11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就任命了37547名干部。其次党组织军事化，严禁派别活动。列宁领导下的布党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党内有在一定条件下讨论和争论问题、进行批评的充分自由，有正常的民主生活。然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党组织军事化--即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战斗命令，普通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这种形式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它也极端地限制和削弱了党内民主生活，不利于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助长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
    （三）俄共政治环境的变化
    俄共政治环境的变化分两个阶段：从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到执政建设新社会，从多党联合掌权到一党独立执政。
    1917年10月25日晚，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时刻，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在649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390名，社会革命党160名，孟什维克72名。其余属于其他党派。代表大会选出各党派组织的101人全俄中央委员会作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派6人，乌克兰社会党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1]。五党联合，这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权力机构。这次代表大会还批准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之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操纵的全俄铁路总执委员会要求成立一个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参加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也拒绝布尔什维克参加政府的邀请。这样到1917年12月10日（23日）经过一系列谈判之后，人民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达成了协议，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分别担任司法、邮电、地方自治等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但是这种多党合作掌权、两党合作掌权的体制并未维持多久。1918年3月在签定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从合作走向分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紧接着1918年春俄国发生粮荒，5月帝国主义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此，全俄中央执委会5月9日通过了《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非常权限同隐藏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即粮食专卖法令，规定农民必须把余粮按规定价格交给国家，违者判处10年以上徒刑，没收全部财产。与此同时，组织城市工人下乡征粮队，这样反映农民情绪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党关系日趋紧张。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了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案，并于7月6日发动莫斯科事变，刺杀德国驻苏大使米尔巴赫，企图挑起德俄战争，叛乱第二天即被镇压。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占有席位”，叛乱的组织者遭到严惩，参与叛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被判刑。这样苏俄布尔什维克独掌政权的体制确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