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中文版出版，1995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史’是否可能”列为讨论主题之一。自那时起，国内史学界开始议论“全球史观”。进入2005年，《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均在其第1期编发了有关“全球史观”的笔谈①；7月份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散发了一份广告，宣布由他本人担任主编的《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将于2006年创刊，办刊目的是与美国世界历史学会主办的《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一道，为世界各国学者探讨全球史问题开辟专门园地；10月份，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和美国世界历史协会联合举办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中外学者近两百人。这些情况表明，全球史观正在成为国内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到底什么是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更加认真的讨论。笔者拟将自己近来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结合在修订吴齐本世界通史教材近代早期部分过程中的点滴体会，略叙如下，以求教于同仁。
    一、什么是全球史
    一般认为，1963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乃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的标志②，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③。需要说明的是，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是全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但他基于现代化史观撰写的《全球通史》并不是全球史范式的代表作，该书与目前全球史学的架构完全不同，因此不宜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评价全球史观的主要根据。
    汉语“全球史观”一词最初译自西文哪个词汇（组），现已无从查考。“观”字尤其出处不明，而且极易引起误解。汉语的“某某观”通常含有理论体系的意思，而全球史并“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④。以我们所习用的学术管理术语来表示，全球史在其故乡--美国，仅仅是个与国别史、专门史等等并列的二级学科（世界历史）下的研究方向。在美国许多大学的课程表中，“全球史”和“西方文明史”并列为限选课，本科生可从中选修一门，与必修课“美国史”一起，合成历史科必修学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全球史大致相当于我国高校课程中的“世界通史”。在英文中，Global History、World History和Universal History在全球史的特定意义上通用，这也说明了全球史与世界通史的对应关系⑤。全球史有其理论，但这种理论属于历史编纂方法论，确切地说是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世界通史作为独特的学科领域，当然需要独特的研究、表述和编纂方法。美国当代全球史代表人物之一本特利教授在说到全球史时，也屡屡指出“它是一种方法”⑥。吴于廑先生曾在吴齐本《世界通史》教材的总序中，将世界通史规定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阐述”⑦，也是一种具有世界通史编纂方法论性质的陈述，而全球史理论与吴先生的这一陈述正好属于同一理论层次。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国内有些学者用全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比较，把编纂通史的某种方法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相提并论，似乎不很妥当。
    全球史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文化趋同与民族本土文化认同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无疑是全球史出现的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全球化带来的所谓“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著名人类学家雅斯贝尔斯预言“21世纪人类必然产生第二次轴心期并在新的文明世界中实现完全统一”相呼应⑧，历史学家也热烈探讨“有趣的历史问题，即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是怎样形成的”⑨。为了从历史中获得解决当代全球问题的智慧，史学家们“把全球化历史化”（to historicize globalization）⑩。
    从学术背景来看，人类学的进展、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否定以及非西方世界的史学研究与西方的“对接”，都是影响全球史出现的因素。
    人类学起初以人群的文化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一点受到质疑。质疑者认为，脱离文化形成过程来谈文化现象没有意义，因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化的生产与变化，而不应该是文化特征。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类学家普遍认同“文化生产说”，并指出持有不同观念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是文化生产的惟一形式，变化是文化的常态，文化研究重心即为不断变化的过程。下文将要论及人类学研究的这一新的取向，与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叙事主题非常接近。
    西方后现代主义颠覆了“西方模式普适论”，也颠覆了西方学术的“真理性”。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学的“欧洲中心论”并非一种偏见，而是一种学术范式（paradigm），一套话语体系，一个是非标准；只要在这种范式框架内进行研究，就跳不出“欧洲中心”的窠臼（11）。他们指出，源自西方的现代历史学，总是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置于西方体系之内或之外，而从不承认它们与西方文明的切线关系（12）。更极端一些的史学家因此而反对一切“宏大叙事”，认为形成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学术传统是以文化的特殊性、排他性、地方性知识和单一社会特殊经验为基础的，建立在这种学术传统之上的“宏大叙事”不可能超脱，即使不是“欧洲中心论”，也会是其他某种中心论。在这种情况下，有志于“宏大叙事”的史学家就把一种超越文化特殊性、排他性、地方性知识和个别社会经验的叙事框架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力图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interaction），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effect）着眼，重绘人类历史画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