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发明了人权和民主--美国人还是法国人？1871年之后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决不愿将这个首创权让给美国人，特别是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曾受到德国学者格奥尔格·叶林克的支持；什么年代次序，什么事件发生的早晚，他们统统不论。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克·戈德舍特是第一位快刀斩乱麻的人。在1955年罗马世界历史学家大会上，他与美国人罗伯特·E·帕尔美一起提出了共同的“大西洋革命”概念；1963年，他又出版了名为《1770-1799年革命》的专著，进一步讨论了他所称呼的“西洋革命”的问题。[1]（P266） 按照戈德舍特的意思，这一新观念基本是非政治的，它所展示的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平静的历史。他希望以此来表明他绝非北大西洋公约意识形态论学者，并防止人们作这样的归类。相反的，他使历史非民族化了，对大西洋两岸所有的革命运动和事件都一视同仁，包括对革命者跨大西洋的网络系统的重构。
    他的新方法得到了接受但很少被加以利用，而且很快就被忘记。然而，时到今日，当大西洋的历史再一次，并且是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受到关注的时候，[2] 戈德舍特的书又有了重新阅读的价值，尽管他的书存在着他所处时代的观念的局限。[3] 与他的视角不同，历史编纂现在已开始向社会史和新类型的文化史扩展。但是同帕尔美和戈德舍特所处的时代一样，现有的论述大西洋历史的大部分著作理论上仍只限于北大西洋，大西洋交流的历史仅仅被看作是西欧和美国之间的交流。[4]
    当然，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北大西洋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交流区域。今天海上交通的70％横越大西洋的这一部分，空中交通、货物、人员流动，金融交易诸方面的情况也类似。[5] 按照历史学家的见解，全球化无非就是这一系统通过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行为向世界其他区域的刻意扩展。[6] 然而欧洲在16世纪的第一次扩张也以大西洋交流为基础，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西班牙美洲的金银基础上的，这些金银使欧洲在亚洲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7]（P101（第1卷），P110-111（第2卷））
    大西洋交流的500多年是充满差异和冲突的过程，其结果也十分复杂甚至相互矛盾。大西洋交流意味着远距离接触的强化，但并没有造成必然的同一，也不必然使参与者持平。恰恰相反，与之完全对立的情景却可能是真实的。时下，大西洋历史的存在已经没有人怀疑了，但是那些想要认真研究它的人必须使用能辨别细微差别的方法。
    从北到南我们可以区别出英国的、西班牙的和葡萄牙的大西洋，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1763年以前的英国大西洋也是法国大西洋，而西班牙大西洋在17世纪就已经成为大多数欧洲海上强国经济和战争活动的舞台；同时，作为此发展的结果，被国际化了的加勒比海，与南部的葡萄牙大西洋一样自17世纪以来已成为非洲的大西洋了。
    鉴此，我们可以遵循大卫·阿米塔吉的观点，依据普遍性程度来区别大西洋的不同历史。[8] 首先是环大西洋的历史，即诸如奴隶贸易之类的跨国交流历史。然后是跨大西洋的历史，即不同殖民政权及其帝国间的比较。约翰·H·埃里奥特正在对英国和西班牙美洲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是在大西洋这边的历史，即从大西洋的角度对某些国家的、地区的，甚至是地方性的事件进行考察，例如西非或爱尔兰历史的大西洋特征，或者萨尔瓦多、塞维利亚、南特和利物浦等城市兴起的大西洋背景。
    当然，在此语境中研究船上生活是必要的。但大西洋从不是自主的“水上世界”。“大西洋历史”首先是生活在沿岸的人的历史的缩写。欧洲可能被想象成大西洋对墨西哥湾流表示感谢的一个礼物。然而，大洋本身并非一个位于地球村中心的无害的大池塘，恰恰相反，它对人和交往仍怀有极大的敌意。就是在今天，现代化的船舶也常常在它的暴风雨中消失，甚至踪影全无。
    二、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它成为人们进行交流的区域之前，大西洋曾经把人完全地分隔开来达数千年之久，那么大西洋的历史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鸣号开启，模仿约翰福音的语气说：“最初是哥伦布”--正如托马斯·尼佩代在撰写德国历史时以拿破仑为开端一样--，但这并不准确。如果逆北大西洋的强劲西风航行，那么发现美洲是不可能的。大约在公元1000年，维京人曾经侥幸借北极东风之便到达过纽芬兰，但在15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达南方季风区之前，下一个机会从未出现。哥伦布只是实现了人们在历史上未完成的事业。在积累了坚实的航行非洲海岸和众多大西洋岛屿--这些岛屿后来被葡萄牙人所占领--的经验之后，哥伦布不再供职于葡萄牙而效力于西班牙，此时这位热那亚人注定是要发现西方世界的。他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航海与殖民知识，并且洞悉伊伯利亚人的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1432年之后驱使欧洲人向直布罗陀的西方和西南方进行早期扩张。正如10世纪的冰岛那样，大西洋群岛、亚速群岛、加那利群岛、维德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14和15世纪成为连通世界的桥梁。在大种植园的制糖业通过这些岛屿找到了从地中海到巴西的通道，并且在加那利群岛摆脱穆斯林统治的再征服运动首次变成了摆脱异教的征服运动，这是一个不需要申明其历史合法性的新型活动。
    紧随哥伦布横跨大西洋之后，远距离的生物性交流便出现了，正如艾尔佛雷德·W·科洛斯比提出的“哥伦比亚交流”[9] 这一相当恰当的术语所表示的那样，尽管该术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哥伦布和他的后继者携带他们熟悉的欧洲植物和家养动物跨越整个大西洋，其中包括小麦及其他谷类食品、蔬菜和果树、花和其他的装饰植物，但也有相当多的杂草。在东北方的美国，一个交流特别频繁的区域，美洲物种在当地植物中仍占82％的比例，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植物却是来源于旧世界的。欧洲农业代替了土著的农业，尽管后者也经历了高度的发展。农场或大庄园创造了欧洲风格的农业风景，其间点缀着富有地中海或西欧风格的城市和村庄。围墙变成基于私人财产的新农业经济的符号，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例外，而土著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在19和20世纪，美国的沙凡那港市被改造成世界经济的谷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