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通常被理解为自然力在瞬间的突然爆发，它在一段时间里会对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对灾难的研究涉及对灾难程度的评估。发言中有人讨论了1521到1821年在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四个地区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所引起的社会对抗和社会合作；有人描述了1876-1879年中国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大旱，特别是研究了帝国政府在实行大范围救济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全国力量的整合；有人探讨了为了防止海暴潮的倒灌，欧洲北海沿岸的人们怎样修筑堤坝和排水设施，把对灾害的反应描述为技术的进步。在菲律宾，灾害是家常便饭，承受灾难和应付灾难已经成为这一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发言关注了灾难过后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3.自然科学与历史。在这一部分中有3个发言，它们是（1）通过性看自然（Virginia Scharff,USA）；（2）移动的基线：科学及历史对它的需要（Poul Holm,Denmark）；（3）整合历史与地球科学：或许能信服（Robert Wasson,Australia）？这部分会议的召集人是沃伦纳·威尼瓦尔特（Verena Winiwarter,Australia），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情况进行了概述。
    首先是重构古代的自然环境。环境史家建议在理解任何历史进程的时候，都应该把环境的因素考虑进去。从气候的变化到河道的改变和鱼的贮量、再到洪水以及土壤的改变、新物种的侵入以及地壳上升或者下降给地形和气候带来的变化等，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提供的数据和资料。这是关于地球的科学。地球科学依赖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自然科学的证据是可重复和比较的。但是，在地球科学上存在着一些偶然的证据，这与人类的历史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种偶然性使环境史家重构地球历史的企图几乎不可能。
    环境史家主张把历史与科学结合，其理由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但是，有人反对这种结合，他们认为，在20世纪，科学进步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使科学与历史学相分离，使各自的研究领域更加精细。科学是探讨那些周期变化的模式，自然史中却有一些反复无常的事件。而且，自然与人类的历史无关，因为二者相比，自然的变化相对是不明显的。
    近年来，有人研究海洋生态史，他们研究加勒比海的珊瑚礁、波罗的海的鱼类贮量、人类对海洋的干预以及为了可持续发展海洋周边国家的捕鱼限额等。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研究太渺茫，海洋中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人类不可能确实知晓。因此，这一类研究缺乏可信度。
    这一领域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个研究项目是“海洋种群数量史”（其网站：www.hmapcoml.org）。这一项目十分巨大，它把海洋生态学、古生态学和考古学相结合，试图提供一个世界范围内海洋生命多样性的图景，目的是增进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特别是关注其丰富的存贮量在长时段的变化、人类大规模捕捞对生态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个项目要求各个学科的通力合作，时间跨度是从1611到2000年的近400年的时间。它要调查自欧洲王权时代以来的渔业统计资料，如航海日志、税收文件、冲积物的内核以及其他有关环境的记录，挖掘海洋动物种群数量变化的历史。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宏伟规划实行起来会困难重重。所以，这一计划主要想通过个案研究，以小见大。即对某一地区曾作为商品流通的某几个海洋种类进行研究，建立数据库，把个人的研究成果供大家分享。目前，这一数据库包括1611年以来的73种鱼和哺乳动物在商业上的捕捞情况，共有242384条记录。
    这一领域的另一关注点是人的自然，特别是对性的研究，它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在弗吉尼亚·斯卡芙（Virginia Scharff）的发言中，她认为性在环境史中占有中心位置。她说，性是人类习性、期望和行为的汇聚，是一个关键、深刻和具有广泛意义的媒介，人通过它与自然相遇。由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性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性也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她认为，各种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是在性的条件下进行思维和行动；反过来，性的思维和行动对人类所感觉的，包括看、摸、听和尝到的事物，也做出反应。（姜芃）
    三、神话与历史
    本次大会的三大主题之二是“神话与历史”。它又分为三个相关的部分：1.“历史中神话的形成和认同的构建”；2.“神话、权力和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3.“历史与乌托邦”。这里着重报道第三部分。
    “历史与乌托邦”（History and Utopia）讨论会共宣读了6篇论文。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的约恩·吕森（Jrn Rüsen）。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吕森对这6篇论文进行了概述和评论。
    表面看来，历史与乌托邦的关系是清楚的。它们各自遵循不同的意义逻辑，而且彼此排斥：历史与过去的经验有关，并旨在重建事件及其原因的时间链，从而导向今天的生活条件；乌托邦则通过创建对不同世界的想像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些条件，而它所想像的不同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乌托邦是超越所有经验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表面看来的那么简单。历史和乌托邦作为两种不同样式的文化定向，有着基本的相互关系，然而，这种相互关系却被忽视了。实际上，人们在想着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时，不可能不同时想着另一个。两者都在变化，都与经验和期望有关，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方向性的作用，虽然方式不同。如果深入观察它们的不同之处，就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相互依存关系。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发言的题目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和“现在”的历史》。在发言中他强调把乌托邦思想看作是一种话语，而不是伪科学或超宗教的“科目”。作为一种话语，乌托邦思想应被看成是由不同的模式和类型组成。乌托邦话语的现代主义模式只有置于西方特有的关于“现代”的观念中才能被理解，而这种模式的典型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海登·怀特认为，现代主义乌托邦中不存在宗教中所有的任何启示性、预示未来、拟古或超验的本质。它对社会建设历史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海登·怀特从区分历史与乌托邦的传统观念出发，把现代社会的现实原则归于历史思想。他认为，历史不仅表现为历史研究的形式，而且表现为历史思想的所有现代样式，包括历史哲学和旨在揭露和理解当前全球化世界的时间结构的所有历史方法。而当前的世界就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绝对统治的世界。他强调这种现代性的现实，充斥我们社会的现实是地狱般的社会（按：原文为dystopia，是乌托邦的反意--笔者）。这种可怕的现实由历史思想在文化层面上反映出来就变成了一场不能苏醒过来的噩梦。历史反映时间变化的方式说明，现代社会的国家被看成是一种停顿，其表现是持久的非人道化，并摧毁任何克服它的革新。简言之，海登·怀特把当代资本主义看成是地狱般的社会，而历史思想所起的作用是维持它的灾难性的本质。那么，出路何在？只有乌托邦能够克服现实中持续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