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海登·怀特就开启了全新乌托邦思想的前景。传统的乌托邦思想是猖獗的资本主义噩梦的一部分。与此不同，全新的乌托邦思想是与我们对文化定向的需求相适应的，今天，它已在地平线上升起。吕森对此评议说，怀特教授没有详细论述这种新的动力，但他激进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他把从现代性噩梦中唤醒并逃出它的魔掌的潜在的示范力量看作是艺术。
    英格·慕茨-库南（Inge Münz-Koenen）的发言题目是《乌托邦：对历史的回答--论历史与乌托邦两个概念的关系》。她的不少观点与海登·怀特有相似之处，但对今天社会的诊断不如怀特那么激进。她认同后现代主义关于“大叙述”已经终结的观念，认为这里包括乌托邦的传统形式的终结。在她看来，乌托邦思想是属于现代文化的过时的、方向性的形式。但她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相反，乌托邦思想是人们超越给定条件的精神力量，这种超越力量往往可以触发精神热情。因而英格·慕茨-库南要在旧的乌托邦思想终结之后寻找一种新的乌托邦思想。
    她通过分析新的媒体来寻找新的乌托邦，认为，新媒体在人的思维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在现实世界中，对现代化过程有效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旧的范畴都已不再有效。如今，对用现代的历史概念描述的过去来说，乌托邦已不再是超越它的未来；也不再是反对现实感知的想像。它已成为新的电子媒体所反映的实际的一种尺度。她与海登·怀特一样，认为这些新的乌托邦是对现实及植入其中的历史特征的挑战。新乌托邦是对全世界被美化了的现实的批判。她赞同海登·怀特认为新乌托邦的典型特征是艺术的看法，还举出两个有关电影的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乌托邦思想的新形式：由于艺术，我们的现实世界转换成了一种美学实践，而这种实践是要在现实世界的束缚中追求自由。
    下面介绍两个个案。意大利的弗朗卡·皮昂迪·纳利斯（Franca Biondi Nalis）在题为《埃蒂耶纳·卡贝在历史与乌托邦之间》的发言中用卡贝作为个案分析了历史与乌托邦的相互关系。卡贝（tienne Cabet,1788-1856）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既是历史学家，在1839-1840年间发表了四卷本的《简明法国革命史》；也是空想主义者，在1839年发表了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这两部同时发表的著作是有互补性的。卡贝的历史研究使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源在于糟糕的社会组织，而对它的治疗在于重新改造社会本身。他的乌托邦就是救治社会病症的药方。对卡贝来说，历史与乌托邦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乌托邦正是历史的结果。两者共同为某个时代提供了文化定向并指出了不远未来的前景。吕森对弗朗卡·皮昂迪·纳利斯的这篇论文评议道，作者所分析的这种互补关系针对的是19世纪的思想史，他没有说明，我们身处21世纪的当代人如何能够和应该怎样参考作为19世纪中期西方思想史典型的这个个案。
    美国的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的发言题目是《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的历史语境》。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是英国诗人、社会主义先驱者。他的《乌有乡消息》发表于1891年，描写了牧歌式的社会主义农村乌托邦景象。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英国讽刺小说家。他的《一九八四年》完成于1949年，次年发表。彼得·斯坦斯基认为，这两个个案可以说明历史对于乌托邦的重要性。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可以被认为是描写乌托邦的优秀作品之一，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则是有名的反乌托邦（即描写地狱般社会）的作品之一。两位作者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都有很深的历史意识，两部作品都与历史思想有关。这表现在它们都需要通过历史来表现乌托邦。
    吕森对这篇论文的评议是，这两本书只把历史的积极作用归结为对历史思想的简单肯定。恰恰相反，历史再现的过去是存在潜在的乌托邦的，而这是只有通过非历史的方式，即乌托邦的思想来加以说明和再现的。换言之，历史与乌托邦是不能分割的。如果过去被看成是分割的，它就往往不能在历史的形式中再现，而只能在乌托邦的形式中再现。
    希腊的安东尼斯·利阿科斯（Antonis Liakos）做了题为《关于〈但以理书〉的长期争论：对乌托邦和历史思想的评论》的发言。《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是《圣经·旧约》的一卷，成书在公元前6世纪。安东尼斯以《但以理书》为个案，说明此书对西方历史理论的重要性。他同时又说明关于乌托邦概念的历史演变。他对历史与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作了分析。在前现代时期，神学的末世学可以被看成是乌托邦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神学末世学概念、历史和乌托邦都被作为一种论据调整在一起。到17世纪近代乌托邦思想出现时，这种关系结束了。历史和末世学分道扬镳。18世纪启蒙运动时，由于启蒙运动把时间带回到乌托邦的氛围中，历史和乌托邦有了新的综合。19世纪转向20世纪时，由于社会科学的出现，乌托邦与历史持续的相遇。譬如，现代化概念在社会科学以及历史研究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把乌托邦对未来的观点和对过去经验的看法整合在一起。
    安东尼斯·利阿科斯区分出三种话语，在其中历史和乌托邦是相融合的。在第一种话语中，乌托邦使历史有意义。其代表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在第二种话语中，乌托邦变成地狱般的社会。在那里，历史的丧失是场噩梦。它造成了与旧的古典的乌托邦的差别。这种话语的代表是乔治·奥威尔。在第三种话语中，过去本身会给未来提供新的价值。对过去的怀旧情绪会喂养乌托邦，使它有可能重建过去以反对现在。这种话语的代表是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
    荷兰的安通·德·贝茨（Antoon De Baets）的发言题目是《一种成功的乌托邦：关于人的尊严的学说》。他与其他报告人不同，不是直接论述历史与乌托邦的问题，而是阐述现代社会一条基本的文化原则：人的尊严概念。他从几个方面来阐述这条原则，认为在人的尊严概念中包含乌托邦的成分，也就是说，在尊严和乌托邦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基础。但是在人的尊严的概念中也存在另一些反乌托邦的因素。
    吕森在总结时指出，多数论文同意：进入21世纪时，迄今存在的乌托邦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和相互关系已经走向终结，而新的乌托邦同时开始出现。传统的乌托邦思想的发展动力已经耗尽。现代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危机迫切要求一种新的乌托邦。现代概念的乌托邦已经终结，但人类的思想依然充满活力，反映这种活力的新的乌托邦形式正在形成，艺术是它的范式。
    至于历史，吕森同意海登·怀特的说法，即现代形式的历史思想及其反乌托邦的逻辑已经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思想已经终结。相反，正如乌托邦思想今天已经重新形成一样，历史也同样在重新形成。简言之，历史再现的是过去的经验，而我们需要这些经验是为了在给定的世界环境中寻找我们的道路。在承受不人道的结构的情况下，我们的充沛的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人道的境界。在这个运动中，乌托邦和历史是综合在一起的，而我们自己正生活在这综合之中。（陈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