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官是雅典最古老的官职，最初有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和名年官，他们分享了原来世袭国王的权力，终身任职，公元前683年改为一年一任，且增加了6名司法执政官①。大约公元前487年②，为体现部落平等，又增设了司法执政官秘书一职。纵观雅典历史，执政官的任用经历了从直接选举到抽签选举的漫长演化过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直接选举是贵族式的，而抽签选举则具有民主性③。这种区分虽未免绝对，但大体符合执政官选举制度演变的本质，即由贵族垄断的职务变为民主的、全体公民都可担任的职务，整个过程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缩影。
    一、克里斯提尼改革前执政官的任用方法
    在雅典历史上，执政官的任命方法可追溯到梭伦改革以前，我们的主要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书中记载，梭伦以前贵族议会以门第和财富为标准从部落候选人中“钦定”执政官人选，并自行为他们分配职务④。在这里他没有指明由贵族议会任命执政官的传统起自何时，可能王政结束后，贵族议会就很自然地获得了这项权力。古风时代，希腊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王权的运动，大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雅典进入贵族统治时期⑤，贵族议会成为当时城邦的真正权力机构。这个议会的前身大概是王政时期国王召集的由显赫家族首领组成的建议机构，《荷马史诗》称其为长老会议⑥。随着王权衰落，这个机构逐渐获得了独立于国王的地位，并成为新兴的贵族意志的代表⑦。亚里士多德指出，贵族议会享有保护法律、监督官员、管理国内重要事务等权力⑧。这种地位的获得，部分要归功于长期以来长老议会树立的威信，但更多的乃是王权倾覆、贵族权力上升的结果。王政末期，贵族分割了国王的权力，获得担任执政官的特权。按照传统的观点，贵族首先获得了担任名年执政官的权力，由他接管国王的行政权，他的名字作为当年的名称；军事执政官是贵族限制王权的第二阶段，国王被剥夺了军事权力；最后，世袭王权结束，国王成为三执政之一，保留宗教特权⑨。执政官退任后，自动进入贵族议会，终身任职⑩，因此两个机构形成一个封闭的堡垒，有效地防止了贵族权力的旁落。贵族议会既是贵族的代言人，又是城邦最高权力机构，选举执政官的权力非它莫属。但希格内特对此种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在从王政向贵族政治过渡的过程中，作为承认这种改变的补偿，公民大会获得了任命执政官的权力，其他的低级官员可能由贵族议会任命（11）。这种推理缺乏有力证据。当王权日趋软弱无力，废除王权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运动的领导者贵族大概无须为这一行为向平民做出任何承诺。王政结束后，贵族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为保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不可能把城邦最高官职的任命权交给公民大会。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公民大会的职能与荷马时代相比并无太大改变，还没有真正的表决权，这也证实了贵族对城邦权力的垄断（12）。即使能够自备武装的公民在德拉古立法中获得了选举权，这种选举权很可能只是针对低级官员而言（13），至于它在执政官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大概是在贵族议会任命后，作形式上的表决。
    显然，由贵族议会任命执政官是保证贵族权力和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对于平民大众来说，这种贵族内部的权力转换让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参与。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引发了梭伦改革。梭伦改变了执政官任用办法，创立了执政官抽签选举制，即先以4部落为单位，通过直接选举各自选出10名候选人，然后这40名候选人抽签产生9执政官（14）。但对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很多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梭伦并没有实施这项改革。他们的依据主要有三点：（1）抽签不可能这么早用于执政官选举，因为它的目的是保证所有候选人机会均等，这是古典民主制的特色，与梭伦改革遵循的“中庸之道”不符（15）。（2）僭主政治时期，执政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而修昔底德（16）和希罗多德（17）都提到僭主沿用了当时的宪法，由此推理，梭伦时期执政官也应是直接选举时（18）。（3）同样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对梭伦时期的官制却有不同提法：梭伦好像并没有废除贵族议会和执政人员的选举方法（19）。
    显而易见，论据（1）更多是作者的主观臆想，从抽签具有的平等性推理出抽签选官是民主政治的创举，其实并不符合雅典历史发展的实际。希腊人对抽签的理解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深入的。早在王政时代，他们就已经知道利用抽签解决问题（20）。不过，此时抽签的目的不在于体现平等，而是求诸神意，这是希腊人利用抽签的原始动机，不可避免地给抽签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以后梭伦将抽签引入选举制度，为后来雅典选举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抽签选举是古典民主制的发明创造，那么梭伦政体中的民主因素--陪审法庭的抽签选举又该如何解释呢？对于这一点，《雅典政制》和《政治学》是可以相互印证的（21）。以抽签选举不符合梭伦改革的宗旨来否定梭伦的这项举措，似乎也过于武断。梭伦的改革恪守对贵族和平民不偏不倚的原则，这一点毫无疑问，他的诗是最好的证明：
    我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即使那些有才有势之人，我也不让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
    我手执一枚大盾，护卫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地占据优势（22）。
    基于这种理想，梭伦按财产多少将公民划分为4个等级，以财富取代出身作为任官的唯一标准。可能执政官资格限定在前两个等级（23），因此没落贵族可能失去担任执政官的资格，富有的平民反而可能跻身其中，这就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平民与贵族分享城邦官职的权利。但是，贵族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及执政官在城邦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古老的贵族成员不愿自动与非贵族的有产阶级分享此殊荣。因此，如果梭伦不通过改变选举程序的办法在执政官这座贵族堡垒上打开缺口，贵族与非贵族分享城邦官职的理想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抽签选举的引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直接选举与抽签并用即寡头与民主成分的混合丝毫没有偏离梭伦的“中庸之道”。根据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记载（24），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雅典的官员系由大豆抽签产生。由此我们可以对梭伦改革后执政官的选举程序作以下简单重构：4个部落的五百斗级和骑士级公民以自荐的方式参加各部落公民大会的选举，最终产生40名候选人。接下来候选人利用大豆进行抽签。40颗大豆被预先放入一个瓮中，9颗白色，其余是黑色，凡抽到白色大豆者即是执政官。9执政官全部产生后，再以抽签的办法分配各自职务，比如首轮决定名年官，即在瓮中放入9颗大豆，其中1颗为白色，抽到者为名年官。依此办法接着选出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剩下的6名自然是司法执政官（25）。
    在这个过程中，抽签的偶然性可能使古老的贵族成员和新兴有产阶级在执政官委员会中各占一定席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贵族和平民的感情。所以，抽签选举的引入可以看作是梭伦以财产划分公民等级这一措施的逻辑结果，不仅不违背改革的宗旨，还是实现其宗旨的一种有效手段。
    论据（2）的推理也不能让人信服。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话可以这样解释，即庇西斯特拉图原则上确实坚持了梭伦宪法，但作为城邦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不能排除他会做一些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改变。每年一任的执政官退任后要进入贵族议会，任职终身。此肘，贵族议会在城邦中依然享有崇高威望（26），以非法手段获取权力的庇西斯特拉图如果要使自己的统治长久，务必要寻求这个机构的支持。操纵执政官选举，尽量使自己的亲信、朋友担任执政官无疑是获取支持的理想途径。此时，与抽签相比，直接选举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希罗多德记载，为获取贵族的支持，庇西斯特拉图将贵族的子孙送往那克索斯做人质（27）。此外，他很可能又将选举权交给了贵族议会。一个执政官名单碎片显示，公元前527-522年地名年官几乎无一例外出自雅典的显赫家庭（28），表明庇西斯特拉图已获得了贵族的支持，而且他的支持者可能已经在议会中占了多数，所以当被控杀人时，他像普通人一样亲自到贵族议会为自己辩护，好象对结果充满信心（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