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政治学》中的说法似乎无须过分深究。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只是泛泛地谈梭伦改革，遣词用语是否准确值得怀疑。实际上，梭伦并没有废除现存制度，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创新，继承了原来直接选举的成分，又加入了抽签选举的因素。因此，改革后执政官选举仍有直接选举的成分，如果不特别强调抽签，将其概括为“执政官的选举”或“执政官的任命”都未尝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亦不是对《雅典政制》的否定。另外，《雅典政制》更具说服力的原因还在于它的叙述是前后呼应的。文中22.5又记述了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即以部落为单位选出500名候选人（30），再进行抽签。亚里士多德强调，这是自僭主政治以来，首次使用这一选举办法，因为僭主政治下执政官是投票选出的。这句话暗示僭主政治下执政官选举办法与梭伦时代是不同的，从而证实了8.1的叙述，即梭伦在执政官的任命中增加了抽签的环节。
    梭伦这项改革的意义在于他通过改变选举程序、扩大候选人范围的办法，切断了任官和出身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第一次对贵族的垄断地位给予打击。梭伦改革后，由于执政官仍是城邦最重要的官职，所以贵族和富有平民常为争取这一职位展开斗争。《雅典政制》记载，雅典人为解决纷争采取了折衷办法，决定选举10名执政官，贵族和非贵族各5名，并且五名非贵族成员由3名农民和两名手工业者构成（31）。对这则材料，有两点疑问：首先，选举10名执政官明显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的事情，之前仅有9执政；其次，梭伦划分财产等级是以农产品的数量为标准，手工业者大概并不包括在他的财产等级内（32）。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为：此处的10名执政官是针对部落候选人而言，规定每个部落的10名候选人应由5名贵族和5名非贵族构成，当然，他们应该出自前两个公民等级。至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区分大概是后来的事情。
    僭主改执政官为直接选举后，这种方法大概一直沿用到公元前487年执政官任用程序改革以前（33）。但由于希罗多德曾记载马拉松战役的军事执政官卡里马库斯由抽签选出（34），学者们对克里斯提尼是否改变执政官任命办法也存在分歧。巴迪安肯定希罗多德的记载，认为他的信息来源于事件参与者，这些人清楚马拉松时期执政官的任命办法。为解释史料的矛盾，他设计了一种兼有直接选举和抽签选举的方法，即首先选举产生执政官委员会，然后抽签决定各自的职务，他还把这一改变归功于克里斯提尼（35）。大部分学者认为希罗多德的信息值得怀疑：首先，他有言必录、缺乏必要考证的治史方法不能保证他记述的每一个细节属实。这一点希罗多德自己也承认：“我的职责就是把我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至于我本人，则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36）其次，宪政史并不是希罗多德感兴趣的问题（37）。因此他们否认克里斯提尼曾对执政官任命办法进行调整。无论如何，克里斯提尼的部落改革都间接地影响了执政官选举：10个新的地域部落取代原来的4个血缘部落成为选举的基本单位，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取代贵族议会行使选举执政官的权力。与僭主政治相比，尽管形式上都是直接选举，但两个时期执政官的权力是有差别的。在僭主统治下，执政官虽然身居高位，却成了僭主这个无冕之王的代言人，其权力和主动性都受到很大限制。克里斯提尼改革后，执政官的权力地位得以恢复。马拉松战役时，军事执政官主持将军委员会并且在军队中占据右翼，这本身即是权力的象征，因为占据右翼曾经是国王的特权，表明军事执政官仍是整个军队的最高指挥官（38）。
    二、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任命又开始采用候选人抽签选举法，但与梭伦时期形同而实异，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次改革的始作俑者，有些学者推测是铁米斯托克利或阿里斯泰德（39），但并无确凿证据，很可能改革的推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作用。从当时雅典的政治环境看，改革有两个基本动因：（1）扩大执政官的范围，改变贵族议会主要由亲庇西斯特拉图派构成的状况。（2）提高政治、军事效率，为抵抗波斯做准备。僭主政治被推翻后，贵族议会中大部分人是僭主的支持者。他们不仅可以网罗亲信影响执政官选举，而且本身也可以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10年的执政官斯卡门德里奥斯、公元前509年的执政官里萨哥拉斯、公元前508年的执政官伊萨哥拉斯都与僭主有关系（40）。公元前496年，僭主的亲戚西帕尔库斯当选执政官，此时距克里斯提尼改革已有10年之久，表明亲僭主派仍有一定势力（41）。他们的活动首先与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的民主化趋势相悖，如果他们与逃跑的僭主西庇阿斯勾结，又会影响雅典反波斯的大计。通过抽签的方法提高五百斗级和骑士级中非贵族成员参加选举的积极性，扩大他们入选的几率，从而逐渐改变执政官乃至贵族议会的构成，不失为打击亲僭主派的一个有效方法。为了同样的目的，雅典人在公元前488年还启用了搁置多年的陶片放逐法（42），双管齐下足以说明当时形势的严峻。另外，马拉松战役使雅典人认识到提高政治、军事效率的重要性。改革前，10名执政官和10名将军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两个机构的职能也有交叉，不同的是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执政官却只能任职1年。雅典未来面临波斯强敌的入侵，战争将成为城邦生活的主题。有一定军事技能的将军不仅可以提高成功的机会而且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时势把将军推到了雅典政治的前台，这个结果是以执政官权力的下降为代价的。执政官改为抽签选举后，随着对其能力要求的降低，官职本身的权力、荣誉也降低了，不再是城邦中最有能力的人角逐的目标，这是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与梭伦执政官选举改革的最大区别，因为梭伦利用抽签主要是帮助富人进入一直为贵族垄断的执政官群体，执政官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仍是城邦最高官职。这次改革后，将军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接管了执政官的军事权力，以后又逐渐取代了他们在内部事务中的首席地位。因此，公元前487年改革是将军和执政官权力转换的开始，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发展。从改革的内容看，这次改革蕴涵一些新的因素。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平等的思想开始在雅典出现、发展。但以执政官而言，一直是10个部落选举9名执政官，这意味着总要有一个部落甘心扮演陪衬的角色，因此雅典人在这次改革中设立了司法执政官秘书一职，将执政官委员会凑足10人，确保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代表。但问题依然存在。设想某一部落连续担任名年官，而另一部落却连续担任秘书一职，尽管各自都有代表，仍难免产生异议。鉴于此，雅典人在增设官职的同时又将轮流的原则引入了选举机制，在保证每部落都有代表的基础上，规定每年每个执政官要来自不同部落，也就是说，以10年为一周期，同一部落成员不能两次担任同一职务。这个原则的实现大概也是借助抽签的方法。在每个周期的头一年，10个部落进行抽签：第一轮抽取名年官；第二轮，剩下的9个部落抽取王者执政官，然后依次类推。在接下来的8年里，每次抽签决定一个官职，都应排除曾担任过此职的部落，因此第一轮抽签即由9个部落参加。到10年中的最后一年每个部落该担任哪个职务已经不言自明，也就无须抽签（43）。部落代表原则和轮流原则保证了部落间的平等，而抽签又保证了候选人之间机会均等，因此这次改革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平等，它是雅典在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并未伴随着任官资格的变化，有资格者仍仅限于前两个等级，但抽签的运用为执政官向更大范围扩展准备了条件。公元前457年，法律规定第三等级也可以担任执政官（44）。这个规定本应是执政官地位降低后的应有之义，但从亚里士多德的话推断（45），它更可能是雅典的权宜之计。这一年雅典陷于和波斯、斯巴达的两线作战，要求第三等级源源不断地补充步兵，大概是为了提高他们作战的积极性，所以官方不惜置法律规定于不顾，破格允许他们担任执政官。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也被默许（46），这时梭伦的财产资格虽未正式废除，但已不再严格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