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波科克倡导的“不列颠史”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才真正展开的，研究的重点 主要集中在16和17世纪不列颠历史的重新考察。在对16世纪的“不列颠史”的研究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当属由爱尔兰史研究者们提出的、对所谓“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 次征服”问题的重新评价，而且这个问题又是伴随着对这一时期爱尔兰历史的定位问题 而被提出来的。
    许多世纪以来，虽然爱尔兰曾经长期受到英国的统治、并且还曾经成为联合王国的一 部分（1800年～1922年），但是由于天主教和根深蒂固的盖尔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爱尔 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非常强烈、并最终获得了民族独立。正因为如此，在爱尔 兰的历史学中始终存在着具有强烈的反英性质和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所谓“国民史 ”研究的倾向。不过与此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爱尔兰学术界也出现了另一种倾 向，即企图摆脱所有民族的或宗教的偏见、努力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研究爱尔兰的历 史，《爱尔兰历史研究》（Irish Historical Studies）杂志的创刊就是当时这种主张的 具体体现。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研究16世纪的爱尔兰历史方面，有些学者进而主张 ：不仅要使自己的研究视角摆脱“爱尔兰史”这一狭隘框架的束缚，也要跳出单纯的“ 爱尔兰-英格兰”互动式关系的研究框架，而应该把爱尔兰历史置于更加广阔的空间背 景下进行考察。具体而言，在研究“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次征服”这一事件时，应该 把它放到当时英格兰人的海外扩张活动（尤其是向大西洋方面的“西进”运动）的背景下 进行考察；另外，在考察这一“再次征服”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英 格兰向爱尔兰的殖民活动，应该把这次“殖民”看作为此后英国人向北美殖民的一次实 验。首创这种研究方向的学者是D.B.奎因（注：关于D.B.奎因（D.B.Quinn）在这方面的主 要成果，参见[11],[12],[13],[14],[15],[16].）和N.P.坎尼（注：关于N.P.坎尼（N.P.
    Canny）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参见[17],[18],[19],[20],[21],[22],[23].）。他们尝试 着结合英国的殖民主义理论与实践来考察英格兰与爱尔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对应关系 ，主张把爱尔兰的历史进程放到16至18世纪英格兰经营整个“大西洋世界”这一大背景 下去考察，认为爱尔兰只不过是英格兰在大西洋圈里的“海外殖民地”而已。他们这种 研究的基本前提是把整个“大西洋”理解为一个“世界”，而把爱尔兰的历史和英格兰 的历史都视为构成这个“大西洋世界史”的独立成分，然后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考察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很显然，这种研究视角依然带 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随着波科克倡导的“不列颠史”研究模式的影响日益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 研究16世纪爱尔兰史的学者们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奎因和坎尼的研究倾向，即反“大西 洋世界史”的视角。他们从“不列颠史”的视角出发，把爱尔兰看作是都铎王朝在“不 列颠群岛”（或曰“大西洋群岛”）上众多领地的一角，是都铎王朝版图中的边缘地区。 换而言之，如果把伦敦周围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看成是王朝统治版图的中心的话，爱尔 兰跟威尔士以及英格兰北部地区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所谓的“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 再次征服”，实际上跟都铎王朝政府在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地区进行的“领土整合”行 动属于同一范畴。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S.G.埃利斯和。C.布雷迪。
    S.G.埃利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5世纪后半期到1540年（即所谓“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 次征服”行动正式开始的年份）之前的这一段时期。他认为，在研究中世纪末期的爱尔 兰的时候，不应该像有些民族主义分子那样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古至今连续不断的、自我 完善的独立单位，而应该把它看作“盖尔文化圈”与“英格兰文化圈”相对峙的边界
    （frontier）。与此同时，埃利斯还把16世纪30年代（托马斯·克伦威尔任宰相时期）在爱 尔兰发动叛乱的英格兰裔大领主基尔代伯爵和在英格兰北部地区发动叛乱的大领主迪卡 爵士都看作为同样的“边陲贵族”，对都铎王朝的这两个“边陲领地”进行了比较研究 、揭示出了二者的共同特点，并进而指出：这次“再征服”行动实际上就是都铎王朝政 府建设“不列颠国家”事业中的重要一环。（注：关于S.G.埃利斯（S.G.Ellis）在这方面 的代表性成果，参见[24],[25],[26],[28],[29],[30].）
    C.布雷迪的研究重点，在于1540年以后“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次征服”过程中历代 总督所实施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爱尔兰各个阶层的反应。然而，布雷迪在研究过程中 没有使用“再征服”这样的词语。因为在他看来，都铎王朝政府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 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征服”，也根本没有打算要“征服”爱尔兰；至少到16世 纪80年代末为止，王朝政府始终都在摸索如何按照英格兰的模式（即在全面普及“习惯 法”的前提下）对爱尔兰社会进行各种“改革”的问题；只是由于在爱尔兰进行的“改 革”一再受挫，并最终于16世纪90年代爆发了爱尔兰与都铎王朝政府之间的战争（最初 是以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为起点和中心、后来则几乎席卷整个爱尔兰岛），才造 成了这种爱尔兰被都铎王朝用武力“再次征服”的结果。
    那么，在都铎王朝的边缘领地中，为什么只有在爱尔兰进行的“改革”一再遭受挫折 、并且最后出现了用武力“再征服”的局面呢？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对近代“不列 颠群岛”中爱尔兰问题的特殊性，学者们往往都是从宗教的角度（即包括英格兰、威尔 士和苏格兰在内的“新教的不列颠岛”与“天主教的爱尔兰”之间的对立）进行解释的 。在“再征服”的问题上，也有人简单地用爱尔兰宗教改革的失败来解释一切。C.布雷 迪却能够力排众议，从当时的世俗政治中普遍存在着的“派系斗争”中寻找这种“改革 ”受挫的原因。他认为：伦敦宫廷里的派系斗争和爱尔兰各路军阀之间的派系斗争，从 不同的角度对“改革派”总督的方针、政策的实施产生着交互影响的作用、严重地损害 了都铎王朝政府在爱尔兰统治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于是就引起了爱尔兰社会各阶层 对都铎王朝统治的普遍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继续“改革 ”的难度；正是如此反复的恶性循环，决定了“改革”最终失败的命运。（注：关于C.布雷迪（C.Brady）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参见[31],[32],[33],[34].）对于布雷迪的 这种思路和结论，N.P.坎尼曾在杂志《爱尔兰历史研究》上发表评论文章--“修正修 正主义者”、并在其著作《王国与殖民地：大西洋世界中的爱尔兰，1560年～1800年》 的第1章中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注：参见[35],[21,Ch.1].）但布雷迪并没有直接接招， 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在对17世纪“不列颠史”的研究中，尽管也表现出了对政治史的偏好，但是研究对象 却跟16世纪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17世纪初已经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再征 服”，二是因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而形成了苏格兰王国与英格兰国王的“同君联合 ”局面，整个“不列颠岛”上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不列颠史”的角度重新审视17世纪的英国政治史，变化最明显的领域莫过于对发 生在17世纪中叶的“清教徒革命”的评价和研究上，影响最大的研究者莫过于C.拉塞尔 。在学术界的研究传统中，学者们在解释人类历史上第1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时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劳伦斯·斯通和理查德·托尼（注：Richard Henry Tawney） 为代表，主张通过对旧贵族的没落和新贵族的兴起的研究，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寻找原 因；二是以休·特雷弗-罗珀（注：H.R.Trevor-Roper）为代表，主张运用文艺复兴运动 以来的新型国家理论，研究15世纪以来英国宫廷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从 英国国家政治模式和政治集团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 不同之处，并且还曾经就“新贵族的兴起”问题展开过大论战，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 之处，即都企图能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出“革命（或内战）”的“长期原因” 。这种研究倾向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影响了中国史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