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拉塞尔对前辈学者们的这种研究角度和方法表示出了自己的不同姿态。他认为：足 以导致英格兰统治集团严重分裂并最后走向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英格兰内部， 而在于跟英格兰有关联的外部事务之中。具体而言，就集中在两个主要事件上：一是因 对查理一世（或者说坎特布里大主教劳德）的宗教政策不满而于17世纪30年代末爆发的苏 格兰长老会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迫使国王查理一世召开了国会；二是1641年秋爆发的 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起义，这次起义则使得王党和议会派之间围绕派遣军的指挥权而陷入 了一筹莫展的尖锐对立状态；恰恰就是这种多重危机的交错展开，最终导致了内战爆发 。换而言之，英格兰的内战主要不是英格兰自身矛盾发展激化的结果，而是由斯图亚特 王朝统治下的两个周边国家的事务引发的。（注：关于C.拉塞尔（C.Russell,亦译“罗素 ”）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参见[36],[37],[38].）拉塞尔这种对传统观点的“修正”行 为，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的、在研究斯图亚特王朝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以英格兰为中 心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模式的一种“修正”。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15至18世纪欧洲各国历史的时候，把比较多的注意力放在如 何把握这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专制王权”的性质上、比较热衷于讨论如何看待“专 制王权”制度中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和中世纪封建主义因素的地位及其作用问题，可以说 基本上还只是把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欧洲各国的存在意义定位在“过渡时期的近代国家” 这一点上。对此，以研究美国史著称的H.凯尼戈斯伯格（注：H.Koenigsberger）和以研 究西班牙史著称的J.H.埃利奥特（注：J.H.Elliot）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提 出了所谓“复合（混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y）或者“复合（混合）国家”
    （composite state）的概念，企图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去发现这一时期欧洲各个“国家 ”本身所固有的历史意义和内在价值。拉塞尔在考察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不列颠” 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时，也借用了二人提出的这种概念及其思路，将这时的“不列颠” 国家定义为由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这3个王国组成的多元王国（multiple
    kingdoms）；他认为：“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斯图亚特王朝在统治由这3个特 性各异的王国组成的“不列颠”国家时缺乏足够的统治能力，尤其是因为查理一世既缺 乏治理这种“不列颠”国家的能力、又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统治这种“不列颠”国家的 困难，从而造成统治上的失误，最终酿成了悲剧。
    J.莫里尔与拉塞尔一样，也试图从“不列颠史”的角度重新考察英国革命和英国内战 ，但是他却对拉塞尔的解释提出了异议。莫里尔认为：拉塞尔把“内战”爆发的原因归 于斯图亚特（尤其是查理一世）的统治乏术，这种做法本身就缺乏真正的“不列颠史”的 眼光，说到底，仍旧没有突破“英格兰史”的框架。他主张：必须要更加全面地、更加 “整体地”考察斯图亚特王朝国家，要把17世纪中叶的那场“革命”或“内战”看成是 一场“三国战争”（the war（s）of the three kingdoms），（注：该词语原是北爱尔兰出 身的“爱尔兰史家”J.C.贝克特（J.C.Beckett）在自己的著作中（参见[39]首先使用过的 ，莫里尔（J.Morrill）只是在“战争”war一词上强调了“单数”形式和“双数”形式的 并用。关于莫里尔的主要观点，可参见[40].）即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国之间的战 争，尽管各场战争的性质不尽相同，可它们都是在“不列颠群岛”这同一舞台上展开的 、并且构成了同一历史进程中的系列战争。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16世纪和17世纪历史的研究，是“不列颠史”研究中开展得最 为活跃、取得的成就也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过去10年间相继出版的、以“不列颠史” 为中心课题的各种论文集中，多半以上是研究16世纪和17世纪的。究其原因，不外乎两 个方面：一是因为这两个世纪里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开始了具有实质性的接触和冲 突，二是因为这两个世纪的历史也是过去史学界涉及得比较多的、许多观点似乎已成定 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又比较大的领域，而且在以往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英格兰中心主 义”的倾向。因此，要想确立“不列颠史”研究的新模式，必须要对这个领域进行重新 考察、或者说要进行清算。这可以说是“不列颠史”研究本身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不列颠史”的研究者们还从新的角度、对人们十分熟悉的诸如宗教改革 、17世纪中叶的“共和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及其后的统治体制、光荣革命及其统 治体制、1707年大不列颠王国的建立等等领域也进行了重新考察。不仅如此，有的学者 还由此把研究触角延伸到了迄今为止未被涉及的领域--所谓“不列颠意识”的问题。 近年来这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被收集在两本论文集里：一本是S.G.埃利斯和S.巴伯主编的《征服与联合：铸造一个不列颠国家，1485年～1725年》[41]另一本是B.布 拉德肖和J.莫里尔主编的《不列颠问题，以1534年～1707年为中心》。[42]
    最近10年以来，尽管“不列颠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却也招徕了不少非 议和批判。这种非议和批判不仅来自持传统观点的史学家们，而且也来自那些主张从更 加广阔的背景下研究“不列颠史”的史学家们，其中尤以N.P.坎尼表现得最为激烈。如 前所述，坎尼主张要从“大西洋世界史”的角度出发去研究爱尔兰作为“海外殖民地” 的地位和性质，在研究16世纪历史方面，他对布雷迪等人的方法和观点持强烈的批判态 度；在研究17世纪历史方面，他对拉塞尔和莫里尔等人的方法和观点也进行了严厉的批 判。坎尼认为：拉塞尔和莫里尔等人把爱尔兰也看成是构成“斯图亚特王朝国家”的一 个组成部分、并且是跟英格兰和苏格兰处于同等地位的一个“王国”，这种做法是不妥 当的；在对17世纪爱尔兰历史的研究过程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不是别的，就是斯图亚 特王朝政府通过“殖民”手段、使得爱尔兰“英格兰化”的过程，而在拉塞尔和莫里尔 等人的“不列颠史”中恰恰就忽视了这一点。[43]
    在对拉塞尔和莫里尔等人的批判中，L.科利的批判视角是比较新颖的。她认为：拉塞 尔等人的研究视角太拘泥于英国一国的发展状况、而完全忽视了近代史上（尤其是18世 纪以后）“不列颠”国家向海外发展的实际状况。在科利看来，进入18世纪以后，在跟 天主教法国互相对立、互相抗衡的过程中，“不列颠”国家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集 团特性--即在“不列颠”居民中间已经比较明确地树立起了一种“不列颠人”的意识 ，它超越了以前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意识，是建立在新教主 义理念基础上的“国民”意识的具体体现，是一种“集团”内部的自我认同（当然那些 爱尔兰人中的天主教徒则仍然被视为“异己”）。科利认为，对这种“不列颠人”意识 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是“不列颠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一意识的形态过程恰 恰又是跟“不列颠”的海外扩张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注：关于L.科利（L.Colley）在这 方面的主要成果，参见[44],[45].）
    如果从近代史上“不列颠”国家海外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有些情况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从17世纪开始，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建设事业已经正式启动，越来越多的英国移民来到 北美大陆。这些移民中，不仅有英格兰人，而且还有大量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因而 这种殖民运动带有明显的“不列颠”性质。波科克之所以一再强调这种“海外发展”对 形成“不列颠”国家的重要意义、从而主张把这种“海外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纳入“ 不列颠史”研究的范围，就是以这种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