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证明，魏玛共和国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如同其短命的政权一样是 不成功的。尽管制定了比较齐全的政治教育“指导原则”，教育体系却一直没有为所制 定的教育目标做好准备，许多因素延缓了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如下几点：
    1.把“公民教育”未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
    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学校里，公民课程绝大部分依附于历史、地理等学科，仅仅在公立 学校毕业班开设一门专门的公民学课程，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过于迷信 所谓政治教育分支学科的力量，幻想所有学科都能为公民教育作出贡献。而过分倚重历 史课，则是其政治教育一贯的传统。无论是威廉二世时代，还是纳粹统治时期，历史课 甚至完全取代了政治教育的作用。政治教育听凭于历史学，其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对政治 和社会进行片面的、保守的历史研究，不考虑重大的日常政治问题。这使得民众缺乏对 时势政治的理解和判断，又置身于魏玛共和国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之中，容易受到反动 学说的煽动和蛊惑（纳粹党在1925年以后的飞速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
    2.教师（尤其是高级中学教师）中残存的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改变旧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魏玛宪法》尽管制 定了民主制度，其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相互妥协的产物，它也主要起到了确 保资产阶级-容克的“隐蔽”专政的作用。在上个世纪20年代，德国民众中尚不存在民 主的基础和传统，封建专制意识仍然广泛存在。魏玛的教师在促进社会向民主方向的改 建方面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教育部门也没有完善的教师培训方案和手段。形式上的 民主使得教师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宪法规定的政治教育基本思想，拒绝讲授公民 学课程。一项当时关于教师的政治社会化研究显示，教师群体尤其是高级中学教师首先 就对政治教育任务提出质疑，随后便是拒绝。对此，政治教育的种种规章制度也成为一 纸空文。到共和国后期，情况又向另一方面倾斜。在教师们过去的思想教育里始终强调 的是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遵循的是国家的历史的思维方式，而后来却要在他们所教授 的公民课程中加入在德国影响日益增强的保守的民族共同体和泛德意志思想。历史准则 与结构和功能分析的疏忽之间持续不断的对接造成的恶果是，魏玛的中学教师对通过他 们的教育工作促进国家的稳定不抱兴趣。这种发展趋势在某种意义上为法西斯的统治铺 平了道路。
    3.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国家构想，以及对思想政治利益的社会学分析的缺乏
    回顾克拉夫基的理论，其政治教育理念的缺陷无疑在于抽象的形式主义。“国家”， 更确切的说，“国家观”抽象地存在于社会文化群体的理论之中。他把公民教育之中的 国家作为一个高于具体的政治层面进行研究，并且把共和国宪法仅仅作为一个国家秩序 的实现形式，缺乏对国家的现实考虑。政治教育指导原则所确立的“国家意识”的传授 途径，无论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共同生活的伙伴，还是对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进行的比 较研究，都忽视了对具体的历史政治和阶级利益的分析，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社会和 个人之间关系的确立。最终，国家的概念仅仅存在于宪法的纸页上，而没有真正形成于 政治教育所期待的公民意识中。反而被希特勒所谓“民族大家庭”的“超阶级”思想乘 虚而入，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
    4.对政治行为尤其是政党行为的矛盾心理
    政党间持续激烈的纷争一直是魏玛共和国政治局面的重要特征。建国伊始，它就受到 部分政党的坚决反对和敌视。议会民主制的确立，仅从形式上而未在根本上体现共和思 想。政治教育陷入两难的境地，它既要反对政党派别思想的宣传鼓动，又难以确立一种 超越所有党派的统一的国家政治观，直至幻想各政党自发的统一的爱国觉悟的诞生。这 种对政党的矛盾心理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不仅普遍的国家观难以形成，并且政党间的 权力斗争在国家内部的所有阶级和阶层中造成了一种安全感缺失的恐慌。而这，恰恰又 为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标榜的一种“超越所有政党的政党”的蛊惑宣传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