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选择佩迪人劳工和莫桑比克劳工做为个案分析的对象，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南非“内源”和“外源”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工流动。事实上，就内源型流动劳工而言，更为直接地介入流动劳工体制的，还是那些居住在大鱼河、凯河及卡利登河沿岸的非洲人。随着其肥沃土地被白人侵占，他们被迫退入狭小保留地。此后由于人口增加，生计日蹙而被迫外出，充当流动劳工。参阅Peter Delius,The Land Belongs to Us:The Pedi Polity,the Boers and the Britis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vaal,Berkeley,1984,pp.41～45.
    南非是迄今为止非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长期以来，在以矿业为基础的南非工业化进程中，白人资本家大量使用了流动劳工，他们构成了南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南非劳工流动初期，非洲传统社会并非只是一味顺应矿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被动地向以矿业为主导的南非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面对殖民主义对非洲人土地的不断蚕食和矿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佩迪人为代表的非洲人传统社会因势利导地借助劳工流动体制，用其赚取的工资购买枪支，对殖民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虽然佩迪人王国最终难以摆脱灭亡的命运，但是它还是极大地延缓了殖民主义者侵蚀非洲人土地的势头。
    一、劳工流动的内部推力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和非洲其他地区一样，由林波波河以南地区的非洲人独立创建民族国家的进程尚未被西方殖民侵略所中断，非洲人的贸易活动、商路、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商人和工匠的专业化继续获得显著发展。”（注：郑家馨：《祖鲁王国的兴起和恩戈尼人、苏陀人的迁徙》，《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在德兰士瓦北部，当时居住着由罗塔人政权及其支系所控制的各部落，他们被称为佩迪人。罗塔人是居住于德兰士瓦西南部的克戈特拉人的一支。他们并非首批抵达德兰士瓦东北部的居民，罗塔人所沿用的“佩迪”（Pedi）一词可能是先前抵达这里的部落对该地区的称谓。
    佩迪人政体并不是地理概念上的静态实体。在1840年至1880年这一段时期内，佩迪人影响及控制的区域并不具有同一性，尤其是在周边地区，其影响渐趋减弱。在佩迪人控制范围内，不同起源的部落群体混居在一起，基于不同的图腾崇拜和原始习俗，他们分属于淘人、克温纳人、罗克人和夸尼人。在19世纪，随着来自德兰士瓦东部和北部甚至更远地方的难民与移民的不断涌入，佩迪人政权因不断获得人口补充而逐渐壮大。
    佩迪人介入劳工流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早在“两矿”发现以前，来自生态方面的压力就已使佩迪人介入了劳工流动。在祖莱尔酋长统治时期，佩迪人大部分栖息于斯蒂尔波特河谷南岸的农牧区内。然而，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并非可耕之地。受德拉肯斯堡山脉雨云的影响，该地降雨量少且反复无常。
    第一批由德兰士瓦去开普干活的流动劳工，是因当时的部落兼并战争的破坏性影响而产生的穷人和难民。那些在战争中离散的难民重新返回家园并融合进新崛起的政权，佩迪人政权则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难民进入佩迪人统治地区，这是佩迪人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布尔人共和国的难民。关于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缺少确切的数字统计。然而确有迹象表明，佩迪人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劳工往返于开普、纳塔尔等地区的流动路线基本形成。1861年到达这一地区的柏林传教使团对佩迪人劳工流动情况提供了最初的较为详尽的描述。就数量而言，在德兰士瓦北部的各主要部落中，佩迪人极有可能是这一时期介入劳工流动体制最多的部落。每一个男子在其成年后，都要去开普干上一年半载，这几乎成了佩迪人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据传教士麦伦斯基称，及至1862年，每年约有数百人由德兰士瓦东北部向开普殖民地流动。在返回家乡之前，他们用所得工钱购买枪支与弹药。事实上，“这种南进运动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麦伦斯基的同事纳希蒂盖尔试图用这一方法向德国邮递物品”。（注：S.Marks & A.Atmore,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6.）
    然而，佩迪人并非南非早期劳工流动的惟一参与者。该体系除了包括奥利凡茨河以北的苏陀人和聪加人以外，罗贝都人也部分地卷入进来。在这一时期，文达人尚未加入这一行列。此外再往西北，马贝拉领导的德兰士瓦恩德贝莱人以及来自比勒陀利亚正北面的移民，也程度不同地加入了进来。在佩迪人领地的南缘，波鲁领导的库帕人、马波戈统领的德兰士瓦恩德贝莱人，以及帕人和普拉纳人也都卷入了这一活动。
    由北部以及东北部前往开普和纳塔尔等地的流动劳工沿途均需经过佩迪人领地。麦伦斯基认为，截止1862年，至少有1000多条枪支及配件被运回该地区，并由此输往北方各部落。据统计，到1869年为止，每年都有数千名塞库库内的属下通过其设于莱登堡城外的传教站，行进在南下的路上。成批的男子由佩迪王国向开普和纳塔尔等地流动，有时一批人数多达200人。这些南下的劳动大军沿途需经过15天的跋涉，才能抵达莫舒舒统治下的巴苏陀王国。这时，每个人所携带的供沿途食用的熏玉米已所剩无几，他们只有用劳务作为代价，从莫舒舒或法国传教使团手中换取通行证。然后，由苏陀南部地区继续向南进发，直至进入开普殖民地。
    与分布在考莱斯堡、维多利亚、杰拉夫-雷内甚至是开普敦的佩迪人相比，伊利莎白港市郊的佩迪人则更为集中。这是因为南非东南沿海以甘蔗种植为主的种植园经济，为初步卷入南部非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非洲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这使得纳塔尔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来自德兰士瓦北部的流动劳工的另一个目的地。这些流动劳工在返乡前，大多要前往武器的重要供应地格里夸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枪支和弹药。在东开普，流动劳工手中的武器则主要是从来自苏陀南部的枪贩那里购买的。
    在19世纪50、60年代，佩迪人流动劳工在数量上呈现猛增势头，及至70年代，大批的佩迪人迎合了因金刚石矿开采而出现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在金刚石矿开采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矿方及英国殖民当局并不反对非洲人社会以劳工流动的方式获取枪支。然而，非洲人越来越多地拥有武器，却使一向对非洲人奉行高压政策的布尔人感到了极大的威胁。1852年，作为布尔人大迁徙领袖之一的A.H.波特奇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非洲人掌握的枪支中，绝大部分是他们在英国殖民地干活时获得的。这一情形与在南非共和国内严禁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的有关禁令是相违背的。同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决议，禁止非洲人渡过瓦尔河，并建议对违反禁令及拥有枪支的非洲人处以极刑。为此，当局在边境地区组织骑兵进行日常巡逻；必要时还派出民团跟踪返乡的流动劳工队伍。虽然布尔人共和国早期制定了许多“土著政策”，但是限于当时的能力，这些措施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在起初，一些较小规模的流动劳工队伍遭到了袭击，并被缴械。结果，劳工队伍采取在晚上穿越白人居住区的办法，以此作为掩护。而那些人数较多的劳工队伍则会对解除他们武装的企图进行有效的抵抗。
    在19世纪70年代，布尔人共和国在制定一系列旨在对非洲劳工进行控制和征税的立法的同时，出于同英国人争夺非洲劳动力的需要，经伯尔格总统批准，金矿也或多或少地开放了一些武器交易市场，以满足非洲人对枪支的需求。布尔人对非洲劳工政策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流动劳工的收入同样也为财政收入极度匮乏的布尔人共和国提供了潜在、诱人的硬通货来源。在布尔人共和国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以护照的发放最为突出。对于那些一直通过买卖手段获取护照的非洲人，凡符合在白人农场受雇达半年或半年以上者，政府向他们免费发放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