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流动劳工的农村地区却经历了缓慢的衰落过程。早期参与劳工流动的非洲社会呈现出多样性的景象。然而，无论就其社会影响，还是参与先后，均表现出了一致性。“有些部落承认它们在早期劳工流动中所起的作用；有的则矢口否认。这至今仍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注：P.Kallaway,"Black Responses to an Industrializing Economy:Labor Shortage and Native Policy in Griqualand West,1870-90",in 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3.）
    笔者认为，不论非洲人社会是否承认他们介入了南非早期的流动劳工体制，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在这一体制中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反映了传统的非洲黑人社会对白人入侵，以及对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抗拒心理。事实上，南非流动劳工体制的形成是南部非洲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真实反映。该体制除了表现为黑人社会迎合因“两矿”开采而出现的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外，同时它也是非洲人社会积极、主动地对抗殖民主义入侵所借以表现的形式（如以工资购枪等）。
    自16世纪中后叶白人殖民主义者侵入南部非洲以来，以塞克瓦提、塞库库内以及莫舒舒等为代表的黑人统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经过与白人近两个世纪的交锋，兵败失地的切肤之痛使黑人社会上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快非洲人社会的武装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对付来自白人的威胁。而在维生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条件下，流动劳工体制就成了非洲社会实现武装化进程所能借助的惟一有效手段。通过这一体制，一批批青壮年佩迪人被有组织地派往开普和纳塔尔等地充当流动劳工。笔者认为，佩迪人统治者借助这一体制至少要达到三个目标：
    （一）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枪支，以增强佩迪人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试图在德兰士瓦地区建立并维持对武器的垄断地位，因而竭力禁止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与非洲人进行的此类交易，被视为非法行为。这些限制虽不断遭到布尔人及非洲人的反对，但对于那些来自开普和纳塔尔的商人，禁令被严格遵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流动劳工来获取枪支就成了非常有效的手段。而枪支对当时的佩迪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19世纪50年代是佩迪人参加劳工流动大致上的开始阶段，同时也是祖鲁人、斯威士兰人以及布尔人大迁徙严重威胁佩迪人政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佩迪人遭受了攻击，他们为生存而斗争。他们所掌握的数量有限的枪支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采取战略防御时，这些枪支提高了他们在要塞中长期抵抗围攻之敌的战斗力。同样，金刚石矿开采时期也正是佩迪人和南非布尔人共和国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时期。这种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在1876年以伯尔格总统对佩迪人发动进攻而达到了顶点。
    （二）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硬通货及其他资源，以增强佩迪人王国的实力。该目标是通过佩迪人的进贡制度来实现的。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时期，返乡劳工总是要带礼物给他们的头人，这在流动劳工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俗。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因买枪而支付给商人的现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返乡劳工上交给头人的贡赋。到1862年时，塞库库内通过这种进贡体制，已拥有了大量的布匹及毛毯，同时他还拥有自己的军火库。（注：Shula Marks &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298.）而国王则主要是通过控制弹药发放，来达到控制武器的目的。
    （三）通过流动劳工体制增强获取外部情报的能力。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流动劳工的有效组织和控制来实现的。
    在19世纪60、70年代劳工南进运动的组织和控制上，佩迪王国的统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流动劳工到白人企业工作的过程中，佩迪人总是有组织地往返。（注：南下运动开始后不久，即有大量的人员投身其中。据迪里尤斯估计，佩迪人极有可能动用了军队组织因素，但目前还没有确凿资料说明这一点。）而且，在劳工前往开普和纳塔尔等殖民地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塞库库内及南部的苏陀人统治者莫舒舒居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与白人控制区交界的非洲人地区的统治者，地缘上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够利用其物质及政治优势，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
    三、流入南非的莫桑比克劳工
    J·F·A·阿贾伊在论述殖民地问题时曾经指出，殖民地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掠夺土地；二是移民；三是剥削这一土地上的人民。（注：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亚非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阿贾伊的上述论断，同样为南非的近代历史发展所印证。然而，南非近代殖民主义的发展，除具备世界殖民主义这一共性特点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南非矿业经济输入境外流动劳工的过程中，作为矿业资本家利益的代表，矿业协会还从葡属东非殖民地莫桑比克招募了大量的契约劳工。
    莫桑比克流动劳工对南非矿业经济的参与，与佩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与葡属非洲所实行的劳动制度有关。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近一个世纪里，葡属非洲尚不存在雇佣劳动制的条件。在这一时期，强迫劳动制度是葡萄芽掠夺殖民地的最主要方式，并构成了殖民地的经济基础。（注：参见杨军：《建立在强迫劳动制之上的葡属非洲殖民地》，载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529页。）自兰德金矿于19世纪80年代初开采以来，莫桑比克特别是其南部的劳工就在不断地流向金矿。P·哈里斯认为，对莫桑比克流动劳工的生活有着深刻理解的，莫过于传教士裘诺德了。在19世纪末（1889～1895年）及20世纪上半叶（1907～1921年），裘诺德在洛伦索-马贵斯生活过多年。谈到南非工业化及其对流动劳工制度的影响，裘诺德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南非实行工业化，莫桑比克人就会沦为“种族退化的受害者”。（注：Patrick Harries,Work,Culture,and Identity-Migrant Laborers in Mozambique and South Africa,1860～1910,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1994,p.Ⅺ。）作为一个殖民者，此话无疑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然而，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对外源型流动劳工提供地--莫桑比克南部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1865年在莫桑比克禁止奴隶贩卖后不久，就赶上南非“两矿”发现，矿业较高的工资形成巨大的拉力，把奴隶贸易幸存者--大批劳动力吸引到矿区。至晚到1896年，莫桑比克殖民当局就开始向德兰士瓦金矿输送劳工。在1899～1902年，英布战争中断了原有的劳动力供给线。在1901和1909年，南非政府与葡属莫桑比克签订《莫桑比克协定》，允许南非矿山公司在莫桑比克设立招募站70多处，招募15万名工人。这些劳工通常被称为“尚干人”（Shangaans）。在金矿做工的莫桑比克劳工平均周薪为2英镑10先令，其中一半发给工人，一半寄往莫桑比克，冻结到工人回国交税后，才予以支付。（注：James Duffy,Portuguese Africa,Cambridge,1959,pp.168～173.）由此可见，莫桑比克流动劳工长期在金矿所挣得的工资，不但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再生产起着历史性的作用，而且他们还以纳税的方式维持着葡萄牙人统治莫桑比克所需要的行政费用。劳工所获得的外汇对于平衡该国的收支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