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型租税体制也是从夏普推行税制改革开始的，通过改革，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分 税制，税目也得以简化。但是，租税体制的构建并未就此止步。毋须赘言，50年代推出 的一整套租税特别措施，才真正体现了战后型税制的特点。
    战后型对外经济体制是以1949年12月1日颁布的《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和1950年5 月10日颁布的《关于外资的法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简 称“外汇法”），是对外经贸活动的基本法，目的是“为谋求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确 保国际收支平衡、货币稳定以及外汇资金的最有效利用，而对外汇、外贸以及其他对外 交易实行必要的管理，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复兴和发展”[14]（p.58）。该法的核心是有 关外汇集中管理、按照预算分配使用的规定，据此，日本政府得以对外汇实行集中管理 和分配使用，并成为平衡国际收支乃至调节经济景气变动的有力武器。《关于外资的法 律》（简称“外资法”）是关于外国资本在日本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等各种经济活动的 基本法。该法规定，“凡有助于日本经济自立与健康发展及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准 其进入（第1条）”[15]（p.238）。其中，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有助于重要产业或公共事 业发展、有必要更新或继续进行的重要产业或公共事业方面已有的技术援助为优先批准 内容，将给日本经济带来不良影响的外资不受欢迎。此外，法律还规定，外资在日本的 持股比例不得高于50%，对日直接投资必须是合资形式并且能在合资时带来新技术[16]（ p.120）。
    微观经济体制亦即企业体制，关于日本战后型企业体制的特点，中外学者已有较多论 述，归纳起来，可以从企业内体制和企业间关系的体制和习惯来把握。前者包括终身雇 佣制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和企业内工会，即所谓日本式经营的三种“神器”。后者包 括长期交易、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企业系列和企业集团等等。对此，本文不拟展开 。
    根据上述的种种特征，可以认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是一种既区别于战前、又不同 于欧美的政府调控型市场经济体制。物资、资金、技术等供给长期不足的经济局面，是 这一体制得以成立的客观条件。
    五、“1940年体制”批判
    在探讨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时，无法回避近年来在日本学界颇具影响的“战时源流说 ”和“1940年体制”论。
    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一书出版。该书开宗明 义地写到：终身雇佣、年功工资、企业内工会等所反映的“日本式劳使关系”，轻股东 重职工的“日本式经营”，以主银行为核心的“银行系列”及相互持股，承包等“企业 系列”，没有明确依据但却深入到经营细节的政府对民间的“行政指导”等等，这些经 济制度和经济习惯构成了“现代日本经济体制”。而“构成这一体制的许多重要部分， 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和战时经济化的过程中诞生的”[17]（p .2）。“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是战时期创造的体制，是通过官僚制定的经济计划并以 企业及企业集团为实行组织来实现的体制”[17]（p.4）。
    这部以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学者为主体合作完成的学术著作，不仅观点刺激，其比较 制度分析和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点，因此在学界反响极为强烈。
    两年后的1995年5月，一桥大学教授野口悠纪雄著《1940年体制--兼论“战时经济” 》一书出版。野口在该书序言中写到：“构成现在日本经济的主要因素是战争时期产生 的，”“我认为日本经济体制依然是战时体制，并为之命名为1940年体制。”接着，野 口阐述了以下两条立论理由，其一，“这一时期日本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制度，日本型 企业、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等日本 经济的特点，在日本原本并不存在，而是根据战时经济的要求被人为地导入的”；其二 ，经济体制的连续性问题，与战前、战后不连续的正统观点相反，战后的“人事和工作 方法全部是连续的”，“不仅制度上的连续性令人吃惊，更重要的还在于官僚及企业家 意识的连续性”。野口进一步指出，“这一体制的基本观念是生产优先主义和否定竞争 ，并且这一观念直至现在仍发挥着巨大影响”[18]（p.3）。
    在具体论证上述观点时，野口以1940年为分界线，列举了经济体制若干子体系的如下 变化，即企业经营方面股东权利的削弱，终身雇佣制及年功序列工资体系在全国范围的 制度性扩大，劳使双方参加的企业内工会的普及，制造业中的承包制；金融体制方面由 直接金融为主向间接金融为主的转变；官僚体制方面行业统制会、营团、公社、公库等 组织的出现，官僚思想的变化；财政制度方面发生的以直接税为中心及中央集权主义的 变化；土地制度方面《粮食管理法》、《借地法》、《借宅法》的颁布，使地主的权利 被大大削弱，等等。
    与冈崎等人的研究相比，野口的著作视野更宽、提出的问题更尖锐、社会影响更大， 但是从学术性及严谨度讲，后者不具可比性。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观点相似，都力图证明 战后体制是陈腐的战时体制，应予彻底改革。
    针对这两部著作的观点，日本学界已有相当多的批评。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其许多论 述有一定根据，值得参考，但其核心观点不能肯定。
    “战时源流说”和“40年体制论”强调的战时经济体制与战后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观点 是值得重视的。由于“总体战”需要，战时的国家经济统制骤然加强，在一切为了战争 的口号下，增加生产成为企业经营的第一目标，一批经营者开始等上管理者的舞台。由 于大批青年应征入伍，劳动力供给紧张，企业为稳定企业员工，采取了终身雇用、年功 工资等措施。战时经济的动荡，使国民的金融资产更多地选择了相对保险的邮政储蓄， 而金融统制则使国家控制资金的流向成为可能，间接金融及为企业指定融资机构的主银 行制度得以发展。与此同时，战时官僚的权力及官僚机构膨胀到极点。这些观点对于纠 正以往日本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战前、战后“中断说”的偏颇是有说服力的，传统观点确 实存在着过高评价战后改革、特别是美国占领当局主导的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