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战时源流说”和“40年体制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些缺陷最明显地表现 为以下两点：
    第一，所谓构成战后经济体制的主要子体系产生在战时期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在 考察这些子体系的生成过程时不难发现，其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的20年代，人类社会首次上演的“总体战”、战后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欧洲各国开展 的以加强政府权力为背景的产业合理化运动，以及日本国内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是促 使其经济体制发生变动的内外条件。事实上，体制的变动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1927 年金融危机时日本银行法的修改所引起的制度变化，以及由此发生的金融界大分化、大 改组，便是铁的史实。行业统制会的出现则更早。
    第二，无视或低估战后改革对经济体制的作用和影响，是持“战时源流”和“40年体 制”论者所犯的致命错误，也是其治学上偏于武断、过犹不及的表现。农地改革、解散 财阀和劳动改革，已经触动了战前、战时经济制度的根基，对这些根本性的变化视而不 见，或做淡化处理，都不是学者应有的严肃态度。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生长、基本定型和发展的若干阶段 。从时间发展的顺序看，大致可划分为20世纪20年代的萌芽阶段，30年代至40年代前期 的生长阶段，1945年战败至1955年前后的定型阶段，以及此后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阶段 。因此，战时期只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对 战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者具有前文论述的四大本质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就 像人和猴子的关系一样，按照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人的先祖曾经是猿猴，抛开猿猴时代 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人类的产生，但谁也不会同意现在的人类就是猿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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