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兴起，是美国社会反贫困运动的重大发展。这种新型活动是对先前的各种慈善活动的根本性超越。美国学者沃尔特·特拉特纳在《美国社会福利史》中写道：“先前的慈善活动分子强调的是造成贫困的个人和道德原因，他们把穷人区分为品质好的穷人和品质不好的穷人两类。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工作者把所有的穷人同样看待，强调是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使穷人处于贫困状况。慈善工作者感兴趣的是依附现象，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们关心的是贫困现象。慈善组织运动的哲学导致了私人救助活动和进行精神鼓励活动，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哲学导致了社会和经济变革。慈善组织的人员总是说不要干什么事，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们总是说要干什么事。”[7]（ P158）当然，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各种慈善运动也有相同之处。首先，其活动分子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都属于美国本土白人新教徒，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优秀的个人品质，关心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穷人的疾苦。其二，两者都相信城市穷人受到城市生活情势，包括阶级的对立的伤害。两者都主要依靠志愿工作者、特别是那些动机善良又有社会地位和名望的的人士的活动。两者都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即以无私地帮助穷人走出生活困境，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们的社会理想相同，即要建立一个贫富人相亲相近，没有阶级分离的社会。其三，两者都既关心穷人的精神状况，也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两者都强调进行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注重先了解情况后采取行动。
    然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慈善组织运动之间最引人注意的还在于他们的不同之处。首先，两者对待穷人的态度和济贫方式不同。定居救助之家的工作者把穷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邻居，根据穷人的具体需要来提供帮助。他们并不鄙视穷人，不把自己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被帮助的穷人。他们甚至鼓励外国移民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移民的子女们要以父母的生活传统和价值观念而自豪。这些做法与慈善组织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慈善组织的活动分子对待被帮助的穷人以恩人自居。他们蔑视穷人的生活方式，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而非穷人的实际需求来施舍财物。他们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外国移民，使他们“美国化”。他们的言行中蕴含的是他们与穷人不平等的意识。而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思想。简·亚当斯在1892年指出，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是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从社会的角度解读民主的愿望；第二是我们生命的源动力要求我们帮助种族进步；第三是朝向人道的基督徒运动。”[2]（P58）其二，慈善工作者只注意那些依附他人生活的穷人，而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则关心所有的人，无论是失业者还是非失业者，穷人或非穷人都是他们帮助的对象。简·亚当斯指出：定居救助活动旨在“帮助解决现代生活所造成的社会和工业问题”[3]（P161）。这些问题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其三， 定居救助之家的居民在不忽视个人的问题的同时，他们把个人看成是一个群体的成员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这样，工作的目标是一个群体的进步而非个人的进步。他们关注整个居民区的问题。开办美国第一个定居救助之家的斯坦顿·考特就宣称：“定居救助活动所包括的基本思想是：不管信仰什么宗教或有无信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为数不多的所有街道上，每一个街道的男女、大人和孩子都组织加入一系列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由他们自己或与其他居民区的人联合主办，进行或引导他人进行社会理想所要求的各种改良活动，包括家庭、工业、教育、生活安排或娱乐等方面的改良活动。这是家庭合作思想的体现。”[4]（P161 ）也就是说，定居救助之家居民的工作目标不单是个人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是整个社区和全社会的进步。而慈善工作者活动的目标只在于改善被帮助者个人的生活境遇。其四，定居救助之家运动与慈善组织运动的领导人的个人身份不同。慈善组织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新教牧师和出身社会名门望族的贤达人士，如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威廉·莱因福特和华盛顿·格拉登都是牧师，纽约慈善组织社的创办人约瑟芬·肖·洛厄尔就属于美国著名的洛厄尔家族。定居救助运动的领导人则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5岁。他们是已经大学毕业倘且单身和生活优裕的美国本土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远离城市贫民区的东北部或中西部的环境中出生和长大成人的。”[4]（P163 ）此外，该运动的活动家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女性，其中最著名的是简·亚当斯，她领导的霍尔之家是美国城市定居救助运动的象征。
    三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的活动内容，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和深入的发展过程。定居救助之家的早期活动主要是帮助穷人解决一些直接的生活问题。随着运动的发展壮大和救助工作者对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入，活动内容便发展到推动社会进步立法的制定方面。事实上，当这些举止文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贫民区开办定居救助之家时，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困的外国移民们对他们行为的不理解。例如，来自霍尔救助之家的玛丽·麦克道维尔在开办芝加哥定居救助大学时，就遭到满腹疑惑的人发问：“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洛克菲勒先生给你提供资金吗？”[4]（P166）所以， 定居救助之家居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与贫民区的居民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为此，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活动通常是开办幼儿院托儿所，这一措施一方面是为了赢得孩子家长的信任和好感，同时也为贫民区的儿童提供了游乐场所，使参加工作的母亲们有一个安置孩子的安全地方。在赢得了周围居民的理解和信任后，他们便进一步开办成人俱乐部，举办各种知识和技能讲座，如办图书馆、体育馆、零钱储蓄银行、就业指导部、音乐厅、画廊以及小诊所等。1892年这份大学定居救助协会纽约救助之家的活动表，反映了早期定居救助之家活动的一般特色。
    下午3-5点：图书馆活动，年龄为10-14岁的200 名少年男女参加。活动内容：交换图书和做游戏。3∶30-5点：彩虹俱乐部活动，2 位居民主持，20名年龄为10-14岁的女孩参加。活动内容：缝纫、唱歌、体操和游戏。7-8点：镍币节约银行活动（储蓄活动），2 位居民主持，50-100名孩子参加。
    下午7∶30-9∶30：英雄俱乐部活动，一位居民和一位外用工作人员主持，16名年龄为14-16岁的儿童参加。活动内容：商业会议、谈话、音乐和游戏（讨论成功人物的故事）。下午8-9点：青少年论坛活动，10名年龄为10-14岁的孩子参加。活动内容：讨论历史、音乐等。[ 2]（P60）
    随着早期活动的成功，定居救助之家这种形式在美国城市得到广泛推广。1890年以前美国只有4个定居救助之家，到了1900年已有大约100个，到1910年约有400个定居救助之家在活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壮大， 定居救助之家居民活动范围和内容也随之增大增多，由直接关注穷人的具体生活问题发展到争取制定社会进步立法、实行社会改革方向上来。他们成了穷人利益的代言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简·亚当斯领导的霍尔之家的发展历程就是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发展中的典型例证。简·亚当斯是伊利诺斯州一个商人的女儿，1882年毕业于罗克福特学院。1888年她与同学艾伦·盖茨·斯塔尔去欧洲旅行，参观了伦敦的汤因比厅，深受其活动的感染。1889年她俩回到芝加哥，买下并维修了一位名叫查尔斯·霍尔的已废弃的住宅大楼，开办了霍尔之家。斯塔尔先为意大利移民妇女开办了一个识字班，亚当斯为参加工作的母亲开办了一个幼儿院，她俩还举办儿童俱乐部，进行为婴儿洗澡等活动。周围的邻居们最初对她们的行为不理解，但很快便懂得了她们的善意。“很快各种各样的大人和孩子都来到霍尔之家--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找一个志愿助产士，学习缝纫或讨论社会主义，学习艺术或填饱饥饿的肚子。”[4] （P166）接下去她们开始深入了解贫民区的生活。“她们开始寻找在‘血汗’服装厂中整天缝纫的幼童，寻找在糖果厂长时间劳动的其他人。她们开始询问为什么在这个选区内儿童的人数比学校的座位数多3000个以及为什么此地的人口死亡率比芝加哥任何其他地区都高？”[5]（P164 ）显然，这些问题是需要地方政府加以解决的。然而当时美国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十分腐败，政治老板及其核心集团操纵着城市政府，公开进行权利交易。霍尔之家所在选区的政治老板是约翰尼·玻瓦尔。在认识到他的腐败本质后，亚当斯在1898年的选举中勇敢地向玻瓦尔进行了挑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为了推动社会改革，她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贫民区而扩展到整个城市、县、州和全国。霍尔之家的居民朱莉亚·拉斯罗普领导了库克县建立少年法庭的斗争，促使州政府于1903年颁布了《童工法》。另一位居民佛罗伦萨·凯勒被聘为州调查童工状况的专员，她的调查活动导致州议会立法禁止雇佣年龄在14岁以下的儿童。简·亚当斯和其他同伴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国会在全国进行妇女和童工状况的调查，结果导致了1909年白宫关心依附儿童会议召开。该会议促使很多州建立母亲抚恤金，旨在使寡妇和残疾人的妻子留在家中照看自己的孩子。1912年美国联邦儿童局成立，其第一任局长就是霍尔之家的活动家朱莉亚·拉斯罗普。
    城市定居救助之家运动在20世纪初达到高潮。参加活动的不再严格限于中产阶级的人士，有些定居救助之家甚至在某些专业工作领域如看护工作雇佣工作人员。霍尔之家发展到拥有8幢大楼， 包括一所音乐学校、一所剧院、一所体育馆，还有一所大幼儿院。匹兹堡的金斯利之家在1904年1月的一周内有1680位儿童来活动。13 位金斯利之家的居民还要由80位“非居民身份志愿者”来帮助进行管理。活动时间从9 点一直到夜间10点半。[2]（P61）定居救助之家的活动家们成为全国知名备受崇敬的人物。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扬名之后谋取个人社会地位的升迁。“但是即使在定居救助领导人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后，--简·亚当斯的名字常出现在最受尊敬的美国人排行榜上，他们仍致力于帮助穷人向上奋斗。定居救助运动领导人没有变成远离穷人将办公室设在华盛顿的利益辨护集团的首脑。”[2]（P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