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政府所借外债，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很少用于经济建设支出。仅以其借债总数中3.995 亿里拉（注：雅库普·凯徘奈克：《土耳其经济》（土耳其文），安卡拉，1984年，第11页。关于奥斯曼国债的确切数字，各种著述记载不一。伊萨维和凯徘奈克估计为3.995 亿里拉；布鲁特奥卢估计为4亿里拉；伊斯玛伊尔·杰姆估计为4.02 亿里拉。不论哪种说法，3.995亿里拉实际上即相当于借债总数。 ）的分配情况为例。该数目中有1.355亿里拉，即34 %为债款票面价值与发行价格之间的差额和佣金；1.789亿里拉，即45%用来清偿旧债。 奥斯曼政府实际仅能使用余下的8000万里拉，其中2230万里拉用于军费开支，2000万里拉用来弥补财政赤字，还有2000万里拉拨入国库做其他用途，而用于生产性支出的只有1810万里拉（注：雅库普·凯徘奈克：同上书，第11页；伊萨维：《中东北非经济史》，第84页。）。换句话说，生产性支出仅相当于上述借款总额的5%，或占奥斯曼债款实际使用额的 22.6%。这笔支出主要用于修建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巴格达、索马-班得尔马的铁路，科尼亚平原的灌溉工程，以及一些码头、船厂等（注：凯·布鲁特奥卢：前引书，第93页；道安·阿伍哲奥卢：前引书，第84页。）。1914～1915财政年度，奥斯曼债务的服务费用（包括债务利息、佣金、分期付款额等）竟超过了政府开支的30%（注：兹维·赫什拉格：《土耳其：转变中的经济》（英文），海牙，1958年，第23页。）。当年帝国每个臣民平均承担9英镑的债务（注：C.伊萨维：《中东北非经济史》，第65页。）。对于一个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
    奥斯曼帝国外国资本的第二种形式是外国私人投资。由于受“特权条款”的束缚，奥斯曼帝国对这些外国投资无能为力，往往采取自由放任态度，任凭它们对本国经济进行操纵和压榨。
    奥斯曼帝国的外国私人投资，最早是西方商人于18世纪开办的一些私人贸易公司。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商人、企业家利用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和优惠，进一步扩大了投资。按照奥斯曼政府与西方列强所签定的关税协定和特权条款，外国人向帝国进口任何货物，只交纳5%的进口税； 外国人在帝国境内从事任何商业活动都免征各种捐税。这意味着外国人能够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与帝国居民竞争。于是，一些外国金融资本家开始在帝国境内开办银行。1842年，英、法、奥、俄等国资本家合股建立了士麦拿银行。1847年，法国人建立了君士坦丁堡银行。1856年英国人在伦敦建立了奥斯曼银行。1863年，法国人加入了该行，并将名称改为“奥斯曼帝国银行”。（注：C.伊萨维：《1800～1914年土耳其经济史》，第340页。 ）这个银行后来在帝国的金融领域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外国私人投资也进入铁路运输领域。1859～1860年，一家英国公司开始在帝国的欧洲部分修筑第一条铁路。接着，英国人又在西安纳托利亚修筑铁路。1866年，伊兹密尔-艾登线和伊兹密尔-卡萨巴线相继通车（注：C.伊萨维：《1800～1914年土耳其经济史》，第 148页。）。此后，法国人、德国人相继仿效，先后投资于帝国的铁路建筑。
    奥斯曼国债管理处建立以后，外国私人投资更加迅猛发展。一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加速向帝国主义转化，资本输出剧增；二是国债管理处的建立本身也鼓励了外国资本家。例如，管理处的许多外国专职人员同时也是帝国境内外国公司领导机构的成员，他们不仅支持本国人在奥斯曼的投资计划，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且还对投资者进行指导（注：凯·布鲁特奥卢：前引书，第94页。）。1895年奥斯曼的外国私人投资为7.14亿法郎，其中法国占39%，英国占24%，德国占19%，此后平均每年增加大约1500万法郎。到1914年，外国私人投资总额增加到11.44 亿法郎，其中法国的份额上升到45%，英国下降到16%，而德国上升到25%（注：C.伊萨维：《中东北非经济史》，第69页。）。
    三、政治经济主权同时受损
    奥斯曼帝国盲目借贷西方货币资本以及无力控制西方私人资本的状况，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1.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奥斯曼国债管理处对政府一些重要财源的控制，外国资本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支配地位，以及西方资本家所获得的经济特许权（租让权），严重侵犯了帝国的经济权益。国债管理处掌握了帝国税收中最易增加的那些项目。盐和烟草是帝国居民日常消费的大宗货品，国家从中得到的税收历来在政府预算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债管理处建立后，烟草专卖收入都落入管理处下属机构--法国人的“烟草专卖公司”手中。此外，管理处所掌握的其他项目，诸如鱼、酒、丝的消费税等，都随着奥斯曼人口的增长及农业产量的提高而不断增加。这样，管理处得到的税收越来越多，最初仅为252.2万里拉，到1911～1912财政年度已达825.8万里拉，即占国家全年收入的31.5%。（注：道安·阿伍哲奥卢：前引书，第85页。）
    外国私人投资还牢牢地控制了帝国的金融、交通、采矿、城市公用设施等经济要害部门。外国银行在帝国的金融业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英法资本的奥斯曼帝国银行，早于1863年就取得了在帝国境内发行纸币的特许权，为期30年。在特许权期间，“国家不能发行任何有价证券”，也不能将此特权让与其他银行。奥斯曼银行实际上取得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另外，它还可以对国库进行干预；政府的预算须由它予以通过；它甚至有权代表政府借贷和偿付外债。（注：道安·阿伍哲奥卢：前引书，第93页。）不仅如此，它还逐渐对帝国的商业和投资感兴趣。在它的支持下，埃雷利煤矿开采权出让给一家法国公司；其后，它逐渐拥有了萨姆-哈马、伊兹密尔-卡萨巴、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的铁路线，伊斯坦布尔和贝鲁特的港口，伊斯坦布尔的自来水、电车和电力公司。（注：道安·阿伍哲奥卢：前引书，第94页。）德意志银行、德意志东方银行等也相继取得了一定的特权。奥斯曼帝国本身仅有一个农业银行，但该银行竟软弱到如此程度，它甚至没有固定资本。（注：（苏）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朱贵生等译，三联书店，1973年，第23页。）外国资本垄断了帝国境内大部分的铁路，它们凭借特许权，得以对这些铁路长期把持。如法国资本家于1894年筑成的伊兹密尔-卡萨巴铁路，其租让期竟到1992年；1889年德国人修筑的安纳托利亚铁路，其租期将一直延续到2002年。（注：伊萨维：《1800～1914年土耳其经济史》，第149页。 ）外国资本还控制了帝国的航运。到一战前，帝国绝大部分的航运业务和沿海运输业务都由外国船只来从事。（注：伊萨维：《1800～1914年土耳其经济史》，第146～147页。）外国资本在采矿业中也占有显著地位。外国采矿企业的产量由1902～1903年占总数的51%增加到1910～1911年的76%。（注：威廉·海尔：《现代土耳其政治经济的发展》（英文），伦敦，1981年，第274页。）到 20世纪初，外国资本还经营着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就当时来说）城市公用事业。
    外国资本对奥斯曼帝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成为侵害帝国主权的有力工具。它们利用获取的铁路租让权，逐渐在帝国境内划分了势力范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体上形成了这样的格局：英国势力范围是沿伊兹密尔-艾登铁路线和直至阿菲永、卡拉希萨尔，包括埃里迪尔、贝谢希尔和布杜尔诸湖在内的草原地区；法国势力范围主要在英国区以北，即伊兹密尔-图尔古特-阿菲永铁路和马尼萨-木达尼亚铁路所经过的地区，从埃雷利至特拉比松的黑海沿岸地区亦属其势力范围；根据1909年俄奥协议，安纳托利亚东部属于俄国势力范围。另外，安纳托利亚-巴格达铁路沿线属德国势力范围。意大利和奥地利在安纳托利亚南部也拥有处于自己影响下的地盘。（注：S.塞莱克：《民族斗争》第 1卷（土耳其文），伊斯坦布尔，1982年，第17～18页。）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确立，预示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惨遭瓜分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