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家经济资源遭到残酷掠夺
    外国资本在奥斯曼帝国进行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榨取帝国的财富资源。其所修筑的铁路，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外国资本家利用这些铁路，一方面掠夺土耳其的农矿产品，另一方面推销本国剩余的工业产品，从中赚取超额利润。他们凭借政治经济特权，在获得奥斯曼帝国的超额利润时往往不择手段。例如，外国资本家在大肆建造有帝国财富“吸血管”之称的铁路时，还要求帝国政府给予他们“公里保证金”。根据这项要求，外国公司在每公里铁路平均获得的利润达不到规定指标时，其差额将由帝国预算加以补偿。从1889年到1912年，外国铁路公司在此名义下得到的补偿金共计1261万里拉，相当于外国资本家用于铁路建筑投资的22%。（注：云南大学西南亚所编：《西南亚资料》，1978年，第3期，第26页。）一般说来， 外国资本家所投资的基础服务性部门都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每年都能维持正常的巨额利润。除此之外，他们还肆意赚取非法利润。如艾登省纳济利市一家外国自来水公司，把从英国进口来的水管，以超过实际价格的若干倍加以出售，非法所得竟相当于该公司20年中从帝国汇出利润的总和。（注：云南大学西南亚所编：《西南亚资料》，1978年，第3期，第27页。 ）“烟草专卖公司”的建立，也体现了对土耳其十多万烟农的残酷剥削。压低烟草收购价格，抬高出售价是该公司获得巨额利润的主要手段。1885～1886年，烟草收购价为每公斤7.6库鲁什，而销售价为26.1库鲁什；1912～ 1913年，收购价为10.3库鲁什，而销售价为35.03库鲁什，即销售价比收购价要高出2.4倍。为了维护巨额收益，烟草公司建立了一个准宪兵机构，用来反对烟草走私活动。仅1911～1912年，该公司花在反走私上的费用即达24.5万里拉。烟农们即使隐藏半公斤的烟叶，都要遭受公司宪兵的毒打，许多烟农为此而丧命。（注：道安·阿伍哲奥卢：前引书，第90页。）1913年烟草公司的特权期满，但它乘帝国陷入巴尔干战争之机， 以150万里拉的借款为条件，迫使帝国政府延长特许权15年。（注：道安·阿伍哲奥卢：前引书，第91页。）
    3.严重束缚了当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外国资本对奥斯曼帝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致使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的大多数重要经济部门中都得不到发展。1902年，奥斯曼帝国的本国工业只有几个啤酒厂，几家产品供军队需要的国营兵工厂、纺织厂、鞋帽厂，以及一些私人纺织厂，其他现代化工厂几乎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注：于杰尔·埃兹卡亚：《阿塔图克时期的工业化》，载《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阿塔图克国际会议公报》，第三卷（土耳其文）。）偶尔有些发展的个别部门，速度也极为缓慢，有时还表现为倒退趋势。在1902～1903年和1910～1911年间，土耳其民族资本开采的矿产品，由占总数的43%下降为20%。（注：伊萨维：《1800～1914年土耳其经济史》，第274页。）1909～1914年间，土耳其民族资本建立了6家银行，拥有资本总数为38.2万里拉。同期，有4家外国银行建立起来， 而其拥有的资本总数为186万里拉。（注：伊萨维：《1800～ 1914年土耳其经济史》，第15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如果你想上吊的话，就用英国绳子吧！”（注：阿里·卡赞哲基尔和埃尔古恩·埃兹布顿主编：《阿塔图克，一个现代国家的缔造者》（英文），哈姆登，康涅狄格， 1981年，第165页。）土耳其民族资本的微弱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外国资本刺激了帝国境内少数民族买办资产阶级的发展，进一步压制了土耳其民族资本的成长。
    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犹太人等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凭借着长期以来从商的经验和历史上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利用了奥斯曼贵族和土耳其人对工商业的轻视，很早就在帝国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中期以后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外国资本家又有意识地利用他们，使其充当批发商、零售商、经纪人、银行家等，成为外国资本家和土耳其农民、手工业者的中介人。这些人在与土耳其民族资本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优势。1912年，伊斯坦布尔的私人银行有40家，其绝大多数为上述少数民族所有，其中希腊人12家，亚美尼亚人12家，犹太人8家，欧洲人5家。（注：伊萨维：《1800～1914年土耳其经济史》，第13～14页。）1913年，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工业集中的7 省的一份统计材料表明，在269家工业企业中，总资本的50%属于希腊人，20%属于亚美尼亚人，5%属于犹太人，10%属于外国人，只有15 %属于土耳其人。（注：米列尔：前引书，第280页。）
    总之，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外国资本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外国资本在奥斯曼帝国的失控发展，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和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革命的兴起。
    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坚决捍卫国家与民族独立的政府领导下，在坚持国家主权完整的原则下，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做到对外国资本的合理利用。这一结论已被20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土耳其共和国外资政策的实践所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