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家对史学研究的这道工序曾有过深刻的阐释。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指出，史家对手头的任何史料，即使是目击者或当事人提供的史料也不能轻信，即便是个人亲历的事件也不能随意征引，均需经过一个认真地调查核实的过程。他说：“我的责任是不相信任何一个偶然的消息提供者的话，也不相信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我列举的事件，无论是我亲自参与的还是我从其他与此有关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经过了对每一细微末节精心备至的审核。”（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2。）
    修昔底德还解释了为什么要审核一手史料。他说这是“因为一些事件的目击者对同一事件并没有提供同样的报道，而且他们的报道依他们拥护一方或另一方、或他们的记忆而有所不同。”（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2～4。）显然，在修昔底德看来，一手史料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当事人和目击者会因个人偏好、利害关系、个人立场等主客观因素而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实际。比如，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老寡头和希罗多德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同是批评雅典民主制的苏格拉底与老寡头又不一样；恺撒的《内战记》试图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和派身上，而西塞罗的书信却在战争责任上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在这种情况下，各家的记载因此走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观察位置的远近也会造成对历史原状的印象发生偏差。同一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身处高低远近的不同位置，观察到事实不只是山峰和山岭的数量区别，还可能是山峰和盆地的质量差异。某些历史事件的核心细节，更是某个或某几个关键的当事人或目击者才能看到。因此对于一手史料必需采取修昔底德的处理方法，对每一细微末节进行精心备至的审核。尽管古代史上的所有当事人和目击者已经死无对证，但我们对现有一手史料起码可以做到多问几个为什么。至于那些出自非当事人之手的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不知隐没了多少真实的历史细节，造成了多少差错。
    需要指出，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记忆不同并不只是由于当事人或目击者主观上很难超然、客观上观察角度和位置有所区别的缘故，而且还限于人类记忆的先天缺憾。耶鲁大学教授约翰逊曾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人类记忆的不可靠性。1929年，纽约华尔街上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一位记者访问了9位目击者，其中9人对爆炸瞬间街头的情况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只有一位退役炮兵军官的说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位记者事后感叹道：“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无意识的撒谎者。”（注：约翰逊：《历史学家和历史证据》（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纽约，1923年，第24～25页。
    如果说街头爆炸是稍纵即逝的历史事件，多数目击者发生错判情有可原，那么有充分时间观察的历史事件是否就能够避免无意识的撒谎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记忆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除开前面谈到的要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个人好恶的影响之外，还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像头发一样生长，像冰雪一样融化消失。关于记忆的这种不可靠性（忘却和变形）其实是每个人都能体味到的。因此，对于大量观念形态的一手史料也必需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滤过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记忆具有可靠的一面，特别是那些被记忆者看来最值得记忆的东西，是可能铭刻在脑子里而历久不变的。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回忆录或口述史学的价值，这一点对于尚有许多当事人和目击者健在的现当代史尤为重要。
    总体上说，古代世界的历史家尽管确立了求真求实的治史任务和忠实于客观历史的原则，但由于没有形成明确的一、二手史料的认识（为史料明确分类是启蒙时代以后的事），他们没能开发出严格的史料考据方法。像李维、普鲁塔克那样不加批判地引用他人著作是相当流行的做法。不过也有例外的现象，古代有些史家还是意识到了道听途说的间接证据与当事人、目击者的直接证据之间的差别，并把历史记载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证词之上，首创了一些虽很初步却十分可贵的获取一手史料的方法。在这方面，古代史家中最出众的一位是波里比阿。他曾援引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说，视觉比起听觉来得更真实，所以眼睛比起耳朵来说是更精确的见证。（注：波里比阿：Ⅻ，27,1。）由于强调眼见为实，他还提出最好的历史家应该是那些具有军政经验的政治家，也就是当事人，（注：波里比阿：Ⅱ，62,2。）而不是既没当过兵也没打过仗的书斋里的学者。为了获取一手史料，得到现场的感觉，他不惜千辛万苦，沿着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路线查勘了一次，实际上运用了现代史学利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学补充正史不足的方法。就历史家求真的执着坚韧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言，波里比阿在西方史学史上是很少有人可比的。（注：近现代也有史家对某一事件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如研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问题的索尔兹伯里，但近现代实地调查所拥有的后勤及装备条件要远胜过古代。）
    《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阿里安也认为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最为可信。他在个人著作的开头便指出：关于亚历山大的事迹有许多的撰述，所记内容差别很大，“我认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斯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因为阿瑞斯托布斯曾随亚历山大转战各地，托勒密则不但有同样的历史，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彩。此外，他们二人撰写亚历山大历史的时候，既然他已经死了，就不再可能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而他们自己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注：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Ⅰ，前言。）阿里安显然在这时使用了近代史学常用的史料内证的方法。
    波里比阿和阿里安看重眼见为实和个人亲历的原因，是因为历史家们有个致使的弱点，就是往往是自己所关心的某段历史的局外人，不了解历史的内情。（注：像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塔西陀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悉内情的史家毕竟是少数。所以，在世界上古史中，哲学史、史学史之类的思想史拥有的一手史料最为详实可靠，经济史中工具的历史也有足够的一手史料依托。古希腊古典时代、古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早期的政治史、社会史，叙述性的一手文字史料较多。）在古代信息传递手段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局外人获悉历史内情的难度是极大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作品是这种局限的一个明显例子。《历史》中有大量关于埃及、米底、波斯、吕底亚宫廷内部的活动，也含有不同时期希腊各邦众多人物以及其他小国君主、部落领袖们言谈举止的记述，甚至包括最高军政会议、宫廷密谋、枕边对话等极端隐秘情节的生动刻画，其间穿插着大量现场录音般的直接引语。这就不能不使人提出一个问题：希罗多德从哪里得到了如此详细的机密信息？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他不过是一位不懂近东语言的外国普通旅游者，书中的信息提供者则被笼统地称为“埃及人”、“吕底亚人”、“波斯人”、“科林斯人”、“雅典人”、“马其顿人”、“西西里人”，显然是一些地方上的小人物。所以这些密闻不过是些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而已，是不能当真的。
    但希罗多德身上有一个现代史学不大留意的优点，就是非常老实厚道，对读者实话实说，不像现代有些学者那样端起架子唬人。比如希罗多德就诚恳地向读者交代过自己并不完全相信已收集到的口头传说，“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规则，就是把各国的传统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注：希罗多德：《历史》Ⅱ，123。）在《历史》的另一处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这条原则：“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决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注：希罗多德：《历史》Ⅶ，152。）既然这个原则适用于整个《历史》，那它也适用于希罗多德采访到的有关希波战争当事人的回忆。这种向读者讲实话的做法，是古典史学最可爱的地方之一。它避免了误导读者，赋予读者以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很值得当代史学借鉴。当然，希罗多德所说的：“原封不动”的直录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轻便的书写工具，人们很难同步做到有言必录。因此他的记录多半是在他采访结束后重新加以回忆、整理的结果。既然系事后回忆，总会有失真的地方，如对史料进行加工，用散文体的爱奥尼亚语对史料的内容加以修饰润色，以及进行归善归恶之类价值评估，从而改变了历史信息的原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