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古代众多地区和时间段的历史，我们极端缺乏确切的细部知识，极端缺乏可靠的历史样本，而历史细部的知识和可靠的样本对于我们的历史需求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以古代近东和印度史为例，由于古代近东地区没有形成史学，只有简单的以年代记为主体的历史记录，古代印度则连正经的历史记录都没有，所以那里是我们的未知大于已知的典型地区，我们目前只恢复了那里古代史的大概线索，知道一些零星事件的梗概，大量的空白环节在等待我们去填补。比如埃及喜克索斯人、西亚加喜特人的统治我们就只知道一点皮毛。对埃及各王朝、中间期之间、印度早期吠陀、晚斯吠陀、列国时代的许多细节，我们也只勾勒出了初步的轮廓。由于细部知识的匮乏，在古代近东史或印度史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些枯燥的人名、地名、事件名以及依据考古材料做出的某些推断和假设，极端缺乏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曲折的历史情节，这就大大削弱了历史的取鉴教谕作用。我们因此在世界上古史领域看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缺乏细部知识的古代近东和印度史显得只有骨架而缺乏血肉，而具有细部知识的古典世界，又充满了文学的虚构。
    世界上古代领域的这种史料的特殊性，将古代史研究者置于尴尬的境地：从逻辑上讲，客观真实只是一个，某一真实的历史现象只能有一种与之相吻合的陈述。这就像某个刑事案件只能有一个原发现场，一个真实的解释一样。而我们的史料状况却可以给多种论点以不同的论据，每一种标新立异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个别的例证。于是我们看到同一课题的著述在逐年增多，但世界古代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却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还呈分歧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样一来，同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历史真实已经不再是一样，而是多个了，每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反映了某个历史事物的一两个侧面。这种解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特别体现我们对古代世界的定性结论上。世界上古史中常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宠大结论（如某种性质的社会，某种性质的经济，某种性质的政治体制），但这些结论的史料基础却都是非常脆弱的。以古代西方社会经济属性的评判为例，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占优势的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对应着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和特权公民集团的民主政治。到了20世纪后半叶，案子翻了过来，农本经济变成了主流认识，古代西方经济和黄土地上的经济原来没有什么质的区别。笔者是后一种解释的赞成者，在认真爬梳了一遍史料之后，发觉现有史实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概括都不够用。科学的定性分析需要充分的经济分析，其首要条件是充分的、周期性的统计数据，如产业配置、各产业部门的产量、产值、国民收入数据，等等。可是古希腊人却缺乏综合、精确、连续统计的习惯，现有的数字史料不仅为数极少，且水分很大。再加上遗存下来的个别数字集中在某几个国家和若干孤立的时间，根本无法确定这些数字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说某一性属的判定是终极性的，绝对正确，只能说是一种不知深浅的虚妄（注：参见拙文《是工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载《史学论衡》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8页。）。时下占优势的农本说只能说是相对较为合理、较符合逻辑罢了。鉴于世界上古史的史料状况，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特别需要持一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态度，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像近代法国著名史家古朗日那样，在做定性结论的时候把话说绝，误以为带有主观成分的个人认识便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注：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