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进行改动，或者换句话说，人为地制造历史，乃是古代史作中常见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史作那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即使古代最严谨的史作，也存在有意编造历史的地方。古代史家并不认为这样做同捏造历史是一回事。他们普遍像悲喜剧作家一样，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生动的道白，如情景对话，在公民大会、元老院、仪典、战场上的演说。关于这类直接引语的来源，古代最杰出、最求实的史家修昔底德曾有过坦白，这也是古典史学那可爱面的又一体现。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讲辞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作者在前言中对此坦言：“至于不同人物发表的演说，无论是战争开始前发表的还是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已经很难精确地回忆起实际讲过什么话了。这既是对我听到的演说而言，也适用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各种传言。因此，这里所举的演说，是我觉得某些演讲者在涉及有关主题时可能表达出来的、最适合于该场合的情感，同时我尽可能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ⅩⅫ，1～2。西方古典史学中的这种诚实作风是非常值得当代史学继承的。）
    修昔底德的交代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所有古典作品中的演说，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到波里比阿、恺撒、撒路斯特、李维、狄奥多洛斯、普鲁塔克、塔西陀、撒路斯特、阿庇安、狄奥、约瑟夫斯等史家作品中的演说，包括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安葬仪式上的著名讲演，都是史家个人创作出来的，因此最多只能算作二手史料，有些连二手史料也不是。比如密提林、普拉提亚、叙拉古的公民大会的辩论，修昔底德都没有在场，而且密提林和叙拉古与雅典相隔甚远，即使是在现代，要及时获知那里的情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注：即使在希腊半岛上，古代甲地的信息传递到乙地也是很困难地。就是在阿提卡范围内，从南端苏尼奥到北部马拉松，乘汽车不堵车也要两个多小时，要不用说有大海阻隔的邦际之间了。现代大型海轮仅从雅典到昔克拉底群岛就需6小时左右，乘古代小船，即使是快船也需费时更多。修昔底德在流放过程中获悉叙拉古等邦公民大会的信息恐怕最少也在几十天、几年之后了。）但修昔底德却写出了完整的辩论场面和辩论词，显然这已属于文学的想象和杜撰了。假若把这种做法放到现代，比如说一个历史家根据自己的想象，编造出一篇克林顿的演讲词，并将它置于历史著作或参考资料集中，（注：典型的例子是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安葬仪式上的著名演说。该演说作为西方经典佳作之一，被广泛地收录在各种集子中，但没有哪部集子注明这是修昔底德的作品或经修昔底德加工的伯利克里的演说。）该史家一定会被史学界视为极其恶劣的造伪者。然而古代史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伪造历史，而且绝大多数古代史家不像修昔底德那样自觉，他们将演说词的创作视为常规，根本不向读者交代大量直接引语的来源何在，如同现代诸多传记体或报告文学作品的做法那样。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除了演说词和对话之外，古代史家是否能把握住他们笔下的那些没有亲身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陈述？他们是否也对笔下的事件做了文学的虚构？
    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古典学家之一芬利曾指出，古代史家不能忍受历史空白，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填补空白，甚至不惜虚构。他检讨道：“我们始终低估了古人发明故事的能力和他们相信故事的能力。”（注：芬利：《古代史：证据与各个模式》（M.I.Finley,Ancient History:Evidence and Models），伦敦，1985年，第9页。）他的话说的没有错，我们的确低估了古代史家虚构故事的能力。但芬利也忽略了现代史家所具有的同样的发明能力。我们现在知道，无论古代史家还是已经具有严格史料批判考据能力的近现代西方史家，在试图复原历史的时候，都在有意无意地制造着历史。譬如关于迈锡尼文明的发现者施里曼的记载就带有明显的“文学偏颇”（The literary bias）。他“并不是因为小时候得到了一本带有烈火中的特洛伊城插图的书，才激起了他寻找该城的欲望。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趣要到很晚才产生，其行动是深思熟虑的。他也没有在迈锡尼的发掘现场向希腊国王十分勿忙地发出电报，称‘我已看到了阿伽门农的面孔’。这个情节是后来发明的。”（注：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Paul G.Bahn,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rchaeology），剑桥，1996年，第ix页。）有关施里曼的这一历史真相是最近揭示出来的，而有意无意地虚构历史情节却绝不是施里曼传记作者的专利，而是史学史上相当普遍的现象。有鉴于此，古代典籍中的大量内容实质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文学和报告文学，而非历史记录，其内容虽然并非都是捕风捉影，但经过非当事人或非目击者的一传十、十传百，再经过史家的收集和转手加工，有中生无，无中生有，变成了盲从、误评、重写和将错就错夹杂在一起的真假难辨的混合物。比如萨尔贡、居鲁士、罗慕洛传奇般的出身，大流士一世获取王位的诡计，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何为幸福的哲学对话以及吕底亚王的戏剧性命运，马萨达的犹太保卫者们集体自杀的壮举……都属于这类混合物。
    深入了解西方史学史之后，我们发现，尽管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文献学家和少数历史学家在古代典籍的整理、考据和辨伪上做了大量工作，并问世了众多典籍的点校本或注释性著作以及工具书，但他们证源工作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考据的终点仍有可能是某本未加证实的古书，比如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以追到荷马、赫卡泰乌斯、阿利斯提俄斯等，可是赫卡泰乌斯等人的作品已经遗失，至多只有一些只言片语残留于世，考据至此优然没有精确的结果。所以虽然古文献学和考据学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我们拥有的史料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疑证。另一方面，各国学者并不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成果，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伪证，各国史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对古代遗留下来的信息大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因为若对每条史料都较起真来，像司法断案所要求的那样，要么一板一眼地核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非要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不可；要么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采取“疑证从无”的原则，那世界古代史就没法写了，整个世界史恐怕也没法写了。比如希腊史上的迈锡尼与荷马时代，至今我们不知道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墨涅拉依……是否真有其人，甚至特洛伊战争的存在也仍然是一个谜。施里曼于19世纪在小亚细亚希萨利克挖出的那座古城废墟是否就是史诗中的特洛伊，只有天知道，因为没有出土任何可资确证的文字材料。凭目前积累的史料数量和性质，离“终审判决”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多利安人入侵、荷马时代、古风时期，以及罗马的王政时期、共和早期也大体如此，更不用说没有史学只有零星历史记录的古代近东或南亚史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据现有史料和推理编织出了完整的历史线索，甚至绘出了某些细致的画面。我们可以给人以易洛魁人的母系氏族公社是全世界各民族普遍经历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说，我们可以给人以雅典史即为希腊史的错觉，可以让读者误以为亚里斯多德笔下的雅典民主政治就是整个古典时期的民主政治，雅典的奴隶制便等于整个希腊的奴隶制，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等于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奴隶制……于是，我们不仅在努力侦破世界上古史的一个又一个疑案，而且还在创造着世界上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