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文明的特性，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看来，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东方人，或者中国人看来，俄罗斯人远在西天一边，黄发碧眼，似乎同所有的西洋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等，没有什么两样。从地域上看，俄罗斯同欧洲紧相毗连，俄罗斯的中心更在欧洲部分，它同欧洲的礼仪又相接近，因此，俄罗斯自然属于西方文明。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常识问题。甚至在不是专门研究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中国学人中，恐怕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至于对俄罗斯文化有所研究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或许会慎重一些，不少人会把俄罗斯文明的主要成份定位在西欧文明。
    笔者认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样简单。要了解俄罗斯文明的特性是需要对它的历史文化作一番深入的专门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笔者愿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与同行们探讨。不过，在此要强调一点，这里所谈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专指人类文明史上的概念，而不是现代世界政治地图上的东西方。
    一
    讲到中国人对俄罗斯文明的看法，笔者不禁记起90年代初在莫斯科附近小城杜布纳小住期间的一个见闻。当时我们一行人因到杜布纳出差，被俄罗斯朋友安置到一套临时空闲的住宅中下榻。住宅主人也是俄罗斯人，仿佛是到南方工作去了，就把这套房子暂时委托给这位朋友看管。俄国朋友怕我们住旅馆付费太高，就让我们在这里安顿下来。房主人虽然不在，但一切家用什物均照常摆设。朋友交待说，在这里不必拘谨，常用之物都可动用。从说话的口气上看，房主人像多数俄罗斯人一样，为人甚是厚道，而且从多方面判断，这位朋友同房主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在这里小住期间，从主人的家用什物中，我在不意之中发现了一副酷似中国民间的“牛牌”（注：中国民间的牛牌共有24张，12对，即：十二点、十一点、红十点、黑十点、红八点、七点和两点各1对， 九点、黑八点各1单张，六点2对，四点2对。 外地民间和北京对每张牌的叫法各不相同。）。牌的式样大小，刻点色彩，同我儿时在河南农村玩过的那种牌一模一样：是坚硬的木制品，以黑为底色，每张大约3 公分多长，1 公分多宽，厚度约3 毫米左右。上面刻度的园点，排烈次序和样式与中国的“牛牌”几乎完全相同。我仔细翻检每一张牌，园点排列与中国民间俗称的“红八”、“老千”、“黑十”、“红十”等等完全一样，其中仅有少许几张，牌点的排列顺序与我国的“牛牌”不尽相同（注：仿佛见到这种俄罗斯民间的“木牌”，有3个点和5个点的，这是中国民间牛牌所没有。其他少许几张牌，在点的排列方式上与中国民间的也稍有不同。）。当时我见到的这种牌的张数，也是20多枚，但不知是否齐全。在相隔万里之遥，天涯海角，一是在中国偏远农村的一隅，一是远在俄罗斯北方的小城，民间竟藏有如此相似之物，我不禁为之感到惊讶！当时我闪出一个念头：能否将这幅牌带回中国作研究之用，同中国的牛牌加以对比，考察它们的渊流来历，从中探寻中俄文化的交往史和文明播迁的历程。当时我就意识到，仅考察这一“牛牌”流传播迁的过程就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房主人不在，连高价买回的可能性也谈不到，于是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玩再三，十分惋惜地把它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后来因公务繁忙，就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了。至今我还十分懊悔，怎么就没有通过那位俄国朋友，把那付“牛牌”买到手呢！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它的源流和民间流传过程作专门研究，这该是一个涉及东方和俄罗斯文明的一个何等有价值的课题啊！
    自从在杜布纳看到俄罗斯民间这副“牛牌”之后，我在脑海中总不断推想着中俄古代的文化交往，追寻着中俄之间古代文明交往的线索。从西端的欧俄，经过一望无际、平若毡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到贝加尔湖，以至更东边的海滨远东，在远古时代，对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难道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吧？疾驰的快马可以追赶火车；从欧俄到东亚，这个距离在经历了几番民族迁徙的古代，在成千上万年的时空中，难道不是可以多次跨越的吗？美州发现的高加索人骨化石，在这里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启迪和思考：高加索人是通过海道到达美洲的，还是通过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抵达美州的？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告诉我们：向东取道陆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既然高加索人可以横穿亚洲大陆而到达美洲，那么，为什么欧亚大陆北半部的诸多游牧民族就不可能横贯西伯利亚，东西往返，不断穿梭呢？而且据说在远古的某一时期，北方还不像如今这么酷寒。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接受东方习俗和文明的影响，成为东亚和欧俄的中介，把东亚-中国的古老文明带到欧亚交接地带和更西方去，这种可能性在远古的时空中是不能排除的。
    但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断。远古的历史只能靠发掘出的遗存作为科学凭证，这样的研究还有待未来。我们目前只能就有文字可考的记载来作考察和研究。
    二
    一个民族的成长，正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其早年是可塑性最大、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时期。一个民族在其早期的成长中，在族群人的脑海中，一些领域是空白一片；另一些领域尚朦胧不清，而有许多方面还没有定型，这样，外来民族文化的东西就会对它产生显而易见的深刻的影响。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中国唐文化对日本民族的影响。就连今天在日本人的绘画、衣饰和风俗习惯中，还能看到中国唐时的明显痕迹；而这些痕迹在中国本土也所剩无几，甚至难察踪迹了。这样的例子，在一些民族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
    正是这个缘故，俄罗斯民族所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受鞑靼蒙古在其统治时期带来的东方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是不可低估的。9-12世纪和13-15世纪正属俄罗斯民族成长的早期，其可塑性和易受影响性是异常显著的。在9-12世纪俄罗斯民族的这个发轫时期， 溶汇东西方文明的拜占庭文化，曾给俄罗斯历史文化打上过极深的烙印，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当这个时期之后，鞑靼蒙古入侵俄罗斯，以统治者的身份带来东方的一些风俗和制度，这对成长中的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许多俄罗斯学者和思想家都深刻地指出过这一点，别林斯基在一部叫《小俄罗斯史》的著作中，就用不少篇幅谈到鞑靼蒙古统治给俄罗斯人打上的深刻精神烙印。这位深邃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主要是从鞑靼蒙古统治对俄罗斯人风俗习惯、心理性格有过影响的角度来讲的。他认为，俄罗斯人较为内向隐忍的性格和家长制传统就同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一些较少受蒙古统治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开朗、更豁达一些，也更少一些宗法家长制的传统，这同受蒙古统治时间较短，较少受其影响有关。（注：《别林斯基文集》（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 ）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在《蒙古人与罗斯》一书中，则更加集中地，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从蒙古人那里接受到的来自中国的种种影响。维尔纳茨基作为历史学家，更将蒙古入侵前后的俄罗斯，即基辅罗斯同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认为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和教权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也有较多的发言权；而蒙古人二百多年的统治则改变了这种情况，使王权明显上升，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以前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注：维尔纳茨基：《蒙古人与罗斯》，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70-371页；转引自《中国比较文学》杂志1999年第4 期，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