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得出上述结论，有下面一系列论断和史实为根据。
    （一）俄罗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传统习俗和制度。
    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宗法家长制传统和习俗，家长和族长在家庭、族人中具有掌管一切和说一不二的威严和权力。这种特征在东方似乎更为突出。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历代国家制度中也能找到许多东方的特征。我们仅举1649年法典一例，就可说明问题。
    这个著名法典规定了一系列维护沙皇、教会和国家权力的条文，其严厉和残酷程度是空前的。如明文规定：叛国、阴谋反对国家者处死，图谋反对教会者处死，携武器进宫或在宫廷内打架杀人者处死，连百姓偶然过失者也遭严厉惩罚。审判常常采用刑讯。刑法极其野蛮--削耳、剁手、刖足以及各种死刑，等等。
    这部法典是在鞑靼蒙古统治时期之后，在向绝对君主制转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到蒙古长期统治的痕迹和影响。这部法典不仅在俄罗斯古代法典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俄罗斯日后的法律制度也有深远影响。历代沙皇后来在颁布敕令和法律时，都曾不断因袭借鉴它的有关条文，直到1830年编纂法典时还把这部法典视为重要依据。客观地说，这种法律制度不能不说带有更多的东方的特征。
    （二）俄罗斯社会深藏着东西方色彩的社会意识
    长期以来，俄罗斯思想家、学者和政治精英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早在一百多年前，俄国学者恰达耶夫曾在其《哲学书简》中说过：“我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因此我们既没有东方的传统，也没有西方的传统。”事实上，把恰达耶夫的话变换一下说法就是，俄罗斯既有东方的传统，也有西方的传统，它是兼具东方和西方思想传统的一个社会。但由于自彼得一世时代起，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其知识精英受到较多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因此，近二三百年来，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列入西方民族之中。但须知，俄罗斯的历史之根深埋在东方的土壤之中，甚至连这些知识精英本身也深打着洗不掉、揭不去的东方思想传统的烙印，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一厢情愿，想向西方靠拢，而西方的老爷绅士们总也不肯接纳他们。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整个90年代的曲折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出于这种切身的体验，阿尔法一工业集团负责人，俄罗斯政治精英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不久前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是令人深思的。他说：“主要问题在于，俄罗斯看起来像一个欧洲国家，而且俄罗斯人看起来很像欧洲人。但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我们的历史背景、传统和文化都跟他们不同。”（注：约翰·桑希尔：《前景不明--俄罗斯国家的特性因苏联的垮台而被严重扭曲》，见（英）《金融时报》1999年 12月6日。）这句话才的的确确道出了问题的真谛来。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就任代总统前夕在那篇表述其施政纲领的文章中，也对俄罗斯的传统和意识作了深刻的表述。他说：“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向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俄罗斯人并非反常，……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注：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又说：“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而家长式作风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社会，这也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注：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这也是对俄罗斯思想意识和传统所作的深刻而令人信服的阐述。
    那么，俄罗斯为什麽具有这一思想意识和传统？其原因，需要从俄国古老的村社制度中去寻找，需要从俄罗斯历代要由强大的国家权力维系这一政治特征中去寻找。这些，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在此不必一一赘述。
    其实，世界各种文明是不分优劣高下的，它们只能以其独具的特色作为标征。东西方文明各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征。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固然可以作为西方文明优势的佐证，然而，古代东方的辉煌，当代东亚的崛起和腾飞，也同样可以说明东方文明的优势和力量。俄罗斯不可鄙视自身包含的东方文明的传统，而正可以其独具东西方文明的优势而博采众长，并利用自己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优越地位，而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正像一位中国学者所说：“俄罗斯既没有东方悠久的历史传统重担，也没有西方发达科学技术的包袱，犹如一块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具有无限广阔、无限美好的未来。除此之外，俄罗斯作为后来者可以充分运用东西方数千年来积累的财富，可以全面借鉴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因而可以少走弯路，发展得更快；俄罗斯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具有东西方难以比拟的朝气和活力”。（注：《青年导报》，1992年2月1日）这句话说得相当深刻。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学者都相信，俄罗斯将迎来一个伟大而美好的未来。
    （三）东方人同欧洲人相比，对俄罗斯文明和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和亲切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俄罗斯文明同东方文明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
    上述曾经提到，东方人在远离俄罗斯，不了解俄罗斯人，没接触过俄罗斯文明以前，觉得俄罗斯及其文化同西欧一样，是远离自己的，中间似乎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但亲自踏上俄罗斯土地，亲自接触到俄罗斯人民及其文化以后，就会产生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认识，会觉得俄罗斯人有一种亲近感， 容易和他们交朋友，有很多话题很谈得来， 可以谈得很深很深。比如在尊老爱幼，家庭关系的一些话题上，就是这样。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认为同俄罗斯人比同西方人更容易交往，相互之间更容易了解，因而也更亲近一些。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是因为近几十年中俄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经历过共同的道路，而且有着更深层的文化心理上的原因。
    最近一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的文章， 似乎可以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来揭示这个问题。
    这位学者把中国同西方对普希金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一番对比，指出，英法早在1820-1830年代就开始译介普希金的著作，而在中国的文献上，最早开始介绍普希金只是在1900年的事情，这比西方要晚70-80年，可是“在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之后， 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对于普希金的兴趣迅速上升，到40年代末即超过西方。”（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22页。）据这位学者提供的材料， 到世纪末为止，在短短一个世纪中，中国译介了普希金的全部诗文，出版了他的一种全集本，4 种选集本；一些重要的作品甚至有几种乃至十几种译文。
    中国人为什麽如此喜欢普希金呢？作者认为：中国读者主要是把普希金“作为反对专制、讴歌自由、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来接受的”；（注：陈训明：《中国与西方对普希金态度的差异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25页。）同时， 普希金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传统思想相合拍。正是这个缘故，普希金的《致恰迈耶夫》、《西西伯利亚矿坑深处》引起许多中国读者的共鸣，为他们所喜爱。
    中国知识界不仅喜欢普希金，像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赫尔岑的鞭笞封建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往事与随想》等等作品，也都为中国知识界所喜欢、所推崇。几代中国青年都十分喜爱的中国杰出作家巴金，早在30年代就立志向中国读者译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但一直未能如愿，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最严重迫害时，他毅然向当局提出要翻译赫尔岑的这部著作。由此可见，赫尔岑的著作引起中国作家及其读者何等强烈的共鸣！到80年代，《往事与随想》在老作家巴金的带头翻译和推动下，终于同中国读者见面，而敬爱的作家巴金为自己一部回忆文化大革命，谴责“四人邦”专制的作品，取的名字也叫《随想录》，其名字本身就叫人想起赫尔岑的这部著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