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是日本现代化启动并初步取得成功的时期，也是现代日本人自我认识的初始时期。西方列强迫使日本“开国”后，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日本人，开始认真地审视本民族，审视自身。他们究竟是怎样认识自己的，这种认识发挥了什么作用？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进行剖析，希望会有助于加深对日本民族的理解。
    一 传统与现代化撞击下的自我认识
    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过程中才能产生认识自我的要求，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才能形成自我认识。就日本而言，在大和国家统一后，伴随着与隋朝和唐朝的大规模交往，开始萌生了自我认识。
    7世纪时，日本从地理位置上把自己称为“日出处”国家， 同时承认比“礼义之国”的中国落后：“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注：《隋书·倭国传》。）。14世纪时，公卿北亲房撰写了《神皇正统记》，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认定天神开国、天孙统治只有日本才有，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由此把神国作为日本的特征。18世纪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认为，在古代，日本有自己固有的“道”，日本人有自己特有的“情”，但是后来被外来的儒学和佛教所遮蔽，因此必须拂去外来文化，探寻和恢复日本的古道。国学吸收了神国思想，视日本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把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这一所谓的“国体”作为日本民族的特性，排斥外来文化，充满了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对明治以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从总体上说，明治前夕的日本与中国、朝鲜等周边国家都处于传统社会，基本上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相互之间差别不大，中华文化已经不能构成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冲击，难以产生强烈的自我认识的冲动。同时，这些国家都缺乏对世界市场的需求，相互之间的往来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加之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得日本人的对外接触有限，因此自我认识比较零散肤浅。
    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认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把日本卷进世界体系之中。局限在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观念被打破，极大地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意识到日本是世界众多民族中的一员。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引发了整个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机，只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摆脱危机，这就使得日本人越出了以往藩国的狭隘意识，增强了日本民族的自觉。这些都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必要的认识基础，开始认真地从民族的角度审视自己。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西力东渐不仅仅是危机，而且也带来了与日本文化以及与其长期接触的中国文化都截然不同的西方现代文明。开国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不同于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传入，它是世界整体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持续的、全面的、大规模和不可逆转的。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全面接触碰撞中最容易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差异，产生探寻各自特点的要求。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观念方面，都远远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与落后的日本形成的反差极其强烈，传统的自我认识受到冲击。人们不能不在同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日本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因此，在日本被纳入到西方为主的现代国际社会以后，日本人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寻找自我，使得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改变了明治以前零散个别议论的状态，成为了专门的学问和研究领域。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明治初年到1887年。这一时期日本为了民族独立，以西方为榜样，努力追求现代化。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使日本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现代化。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学者们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系，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深刻反省了日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利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弱点。启蒙学者们的目的不是全面探讨日本人的国民性。他们很少提及日本人的优点，偏重于自我批判。在自我批判中，又侧重于反省对权力的盲目屈从。因此，启蒙学者们有关日本人国民性的论述虽多，但还不是以专门的研究为目的，不能全面反映出日本人的国民性，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启蒙学者们的初衷是推动以向西方学习为中心的现代化，并非妄自菲薄。不过，在席卷日本的文明开化潮流中，确实出现了盲目崇拜欧美、完全否定自我的民族虚无主义。曾担任外务卿的井上馨甚至主张“化我帝国和人民，恰如欧洲邦国，恰如欧洲人民”的全盘欧化主义。
    第二阶段从1888年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是国粹主义的自我认识阶段。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欧化主义使日本人迷失了自我，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于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主张国粹主义，力图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民族性。他们致力于克服前一阶段自我认识中的偏差，重新挖掘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优点，尝试全面地对日本人加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主张的“国粹主义”是相对欧化主义而言的，不是顽固倒退的复古主义。他们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立足于扬长补短，在发掘日本人的优点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日本人的弱点。国粹主义派弥补了启蒙学者们的不足，正视民族的特性。
    第三阶段从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到明治末期，是日本人优秀论和国民性反省论尖锐对立的阶段。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经济上处于蓬勃发展的产业革命时期，政治上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近代天皇制，对外相继打败了中国和俄国。现代化的成功和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一扫对欧美的自卑感，自视为“世界大国”，产生了强烈的自负心。明治初年一度遭到冷落而蛰伏的神国思想和国学又蠢蠢欲动，日本人优秀论应运而生。鼓吹日本人优秀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贺矢一。他著述颇丰，1907年发表了《国民性十论》，引起很大轰动，后来经缩编写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其他还有《国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东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授的远藤隆吉等。在日本人优秀论大肆泛滥的时候，仍然有一部分日本人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没有陶醉在日本成为大国的自傲之中。他们继承了启蒙学者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对日本人的缺点进一步进行反省，希望日本人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国民。
    从上述梗概中可以看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得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十分强烈，明治时期日本又处于外部冲击下形成的社会转型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自我认识始终与如何评价西方文明与日本文化、如何评价现代化与传统纠缠在一起，由此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流派：日本人劣等论、日本人优秀论、国民性反省论和扬长补短论。其中后三个流派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