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可贵的国民性反省论
    国民性反省论始于启蒙学者。
    启蒙运动的旗手福泽谕吉相信，国家的独立来自个人的独立，“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他分析“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无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5年，132 页。）。“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他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日本人“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151 页。）。
    批判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鼓吹人的解放是启蒙学者们反省国民性的中心内容。西周于明治8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国民气风论》， 对古人推崇的日本人美德“忠谅易直”进行了批判，他说“在上有专制政府，在下有此等人民。奉戴专制之君上，自视为奴隶，以易直行其身，以忠谅任其事，在专制政府可谓极好最佳的人民之气风。”此气风造就了“福泽先生所说的无气无力的人民。在欲兴民选议院之今日，第一障碍即此气风”（注：〔日〕西周：《国民气风论》， 《西周全集》3卷，三秀舍，1973年，262页。）。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超越了国学“天皇万世一系、国体优越”的窠臼，对国体观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据日本古今的一般论调，都自诩是金瓯无缺，冠绝万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慨”，指出“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23页。），而不是什么皇统绵延。
    19世纪90年代后的国民性反省论继承了启蒙学者的自我批判精神，从观点到立论方法都对日本人优秀论提出了质疑：被一些人大肆宣扬的快活乐天、尚武任侠、忠孝义勇等长处果真是日本人先天的国民性吗？难道这些特点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吗？在快活乐天的另一面，日本人也有悲观厌世，不是也不应该忽视吗？尚武任侠与其说是日本固有的特性，莫如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他们在否认日本人优秀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带有反省性的自我认识，其中封建等级观念仍然是批判的重点之一。
    1891年出版的《日本风俗改良论》的著者土肥正孝显然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他在书中首先阐述道：“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在均具四肢五官、同有精神智力的人中间，无有阶级之理，其权利无有差别之理。”（注：〔日〕土肥正孝：《日本风俗改良论》，大空社，1996年，1页。 ）这和福泽谕吉在《劝学篇》开宗明义所说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完全一致。接着，土肥具体剖析了日本存在的问题：“然因我国人分为华族士族平民，遂有其影响至人权之弊端，成为妨碍人智开发，阻碍国运发展之根基。因之带来骄奢、傲慢、拘谨、因循、卑屈等陋习，进而以至产生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之弊”（注：〔日〕土肥正孝：《日本风俗改良论》，2页。）。
    另一位国民性反省论者片桐正雄在1896年发表了《日本国民品性修养论》。他十分重视国民性和国民精神的作用，指出：“文物是形体，是死物，品性是精神，是活物”，“国家的文物即使何等进步，运用它、设置它的人物的品性如果污浊腐败，就会妨碍其活动，损害其效果”（注：〔日〕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大空社，1996年，序言，5页。）。因此， “发挥独立之气象是我国品性修养上最大的急务”，“虽法律如降雨一般，成文优秀，但人民不知应重权利义务者多。虽学术进步，教育普及，但人民缺乏独立自治之气象”（注：〔日〕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序言，4页。）。
    由于时代不同，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民性反省论的任务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为了向西方学习而批判民族劣根性，它重新审视自身的内容要比启蒙学者们广泛得多。土肥正孝在书中指出了日本人的11大弊端，主要包括倾轧竞争、宗教迷信、醉心西洋、语言不统一、依赖心、自暴自弃、奢侈虚饰等。片桐正雄概括出8项日本人国民性改造的目标， 即应克服的弱点：例如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古来恶习；不能克尽职守、忠于职责；缺乏社会公德，只顾自身利益等等（注：参阅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
    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逐渐进入现代社会，并成为世界大国，日本人是否适应了这一变化？国民性反省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审视日本人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种种弱点，另一方面也对日本人的对外意识进行了检讨。
    他们批判日本人重武轻文的军国主义倾向，指出明治维新后勇武受到称赞，但在精神文化方面看不到同样的迹象。他们从集团意识的角度论述了日本人是无我的国民，不是主我的国民，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自己，忘记了还有世界人道；针对甲午中日战争后出现的“爱国”幌子下的战争狂热，他们指出战争是野蛮的、悲惨的、不经济的，傲慢之心和陶醉于日本成为了大国非常可怕。爱国心如果脱离了物质的拜金的私欲的精神，一味强调日本魂，只会使人失去宝贵的生命。日本人爱国精神旺盛，但是如果从中除掉国体精神，日本人就没有任何可以向外国夸耀的东西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日本恃强凌弱，批评日本人对弱小者，特别是对中国和朝鲜缺乏义侠心。
    国民性反省论并不同于日本人劣等论，而是希望改造日本人的国民性，使之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在明治时期，启蒙学者的国民性反省论促进了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使日本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民性反省论在日本人优秀论大肆泛滥、侵蚀日本民众之时，能够坚持正确地认识自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起到了对内推动现代化深入发展、对外摆正日本的位置并与世界各民族友好相处的作用，为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在民主化基础上的自我认识开辟了道路。时至今日，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更值得继承和发扬。
    在肯定国民性反省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没有真正触及日本人优秀论的核心问题--国体观念。片桐正雄虽然在国民性改造的目标中仅仅把“尽忠君爱国之道”列为第6项，但毕竟仍将其保留。 土肥正孝一方面抨击了社会和国民性中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把消除这些弊端的办法寄托在固有道德和日本魂上。可见，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国民性反省论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