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的统治制度，其实是一个由汉人、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社会习惯所组成的复杂混合体。成吉思汗曾拥有一批由汉人和契丹官员组成的顾问人员。他的麾下，也有一些先后投奔来的汉人和契丹将领充任各种官职。（注：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422页。）而成吉思汗及其继位者窝阔台最为重用的谋臣耶律楚材（1190-1244年），则是一位具有家传汉学渊源的契丹贵族，后者曾向蒙古统治者建策汉地传统制度，并于1235年拔都西征之前两年，在燕京创立国子学，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并招收大批汉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注：柯劭文：《新元史》12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勒内、格鲁塞：《蒙古帝国》，见《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7-328页。）蒙古统治者受中华传统制度和风习影响如此之深，后又通过金帐汗国干预俄罗斯事务。金帐汗国的鞑靼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将古老的中华文物制度和器物带给俄罗斯，这便是俄罗斯接受东方影响的重要路线和途径。当然，蒙古统治者作为连年征战厮杀的落后民族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以空前粗暴扭曲的方式，理解、消化中华典章制度后而搬来运用于俄罗斯的。
    鞑靼蒙古从13-15世纪对俄罗斯长达近2个半世纪的统治， 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明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使俄罗斯阻隔于此时正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打上了蒙古专制和家长制统治的烙印。这是使俄罗斯文明一直难于摆脱掉东方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有人会问：后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他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种种努力，以及此后18-19世纪俄罗斯走向欧洲，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种种措施，难道不能抹去、冲淡俄罗斯早年被打上的烙印和痕迹吗？
    当然，彼得大帝改革以后，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成效是巨大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俄罗斯日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就没有俄罗斯19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正是这个缘故，在俄罗斯文明中被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欧洲思想文化的潮流。
    但是，对于俄罗斯受东西方熏染和影响的情况是应该加以区别的：第一，在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历史上，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历史时期不同；第二，东西方影响俄罗斯的历史时期长短不同；第三，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同。
    让我们稍加展开，对上述三点分别加以说明。
    在说明俄罗斯接受外来文明影响之前，必须强调，俄罗斯首先是在自己本身的历史条件下，在自己从古至今生息繁衍的土地上，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气候环境中形成自己本身的文明特征的，这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只有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才能谈论外来文明的影响。俄罗斯正是在自己原有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在建立自己的罗斯国家之后100年左右，从拜占庭那里接受基督教为罗斯国教， 受到了交融着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而鞑靼蒙古入侵并统治罗斯，是在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仅两个半世纪之后、在其立国仅三个半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
    从历史长河的发展来看，这时的俄罗斯国家还处于立国不算太久的时期。这无论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都还是未发育定型的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个年龄段上是最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这是为世界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了的。而正是当着这个时期，鞑靼蒙古对罗斯的统治，一下子就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时期内，又是采取占领、奴役的方式，俄罗斯民族甚至一度失去国家，被完全置于蒙古社会统治形式的奴役之下。在如此长的时期内，采取如此专制野蛮的统治方式，其对罗斯社会及其人心影响之巨，是不可低估的。鞑靼蒙古对俄罗斯文明的这种影响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是在民族心态和性格的层面上，是深入于最广大民众之中的，这种情况曾为别林斯基和维尔纳茨基所阐述。他们的论断无疑是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
    相比之下，彼得改革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则是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这主要是在18-19世纪200年当中， 是在俄罗斯立国800多年之后，在俄罗斯民族经过从拜占庭接受来的基督教洗礼， 经过蒙古长期统治和混乱时期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这是在俄罗斯国家 和民族基本定型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接受的外来影响将会大大不同于在国家、民族尚未定型时期所受到的影响。当然，彼得一世时期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也是由最高统治者彼得一世大力倡导的，而且接受的是西方发达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而正是这个缘故，加上俄罗斯民族的聪慧、刻苦和善于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品质和能力，俄罗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天才罗蒙诺索夫，经过100 年的发展，到19世纪就出现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群星灿烂的文化艺术。正像高尔基所说：“在任何地方，不到100年光景， 都不曾像在俄国这样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也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的，到19世纪，“整个俄罗斯文化就是晶莹的群星座”（注： 孙成木： 《俄罗斯文化1000年》，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但是全面地看，在这200年期间，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军事、教育、科学和文学艺术，而且从事这一活动的人物，范围主要限于社会的上层，即贵族上流社会及其知识文化界，其西化的过程并没能完全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更主要的是，彼得一世在制度上实行的仍是东方的集权专制制度。因此，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俄罗斯规定的文化教育纲领仍然是“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的三位一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彼得一世之后，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东西主要限于科学文化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而后一层面主要仍是从以前历史时期继承下来的。并且在广大民众之中，基本上同彼得改革之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充斥着往昔罗斯社会的风习和传统。
    在彼得改革以前，对俄罗斯文明发展影响尤大的历史时期，除蒙古统治和混乱时期外，应属从10世纪后期罗斯人接受洗礼时起，到鞑靼蒙古入侵前的这两个半世纪。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为俄罗斯文明和文化奠基的时期。大家知道，拜占庭帝国据有包括一部分埃及和西亚文明的旧壤，它们的文明是吸收希腊、罗马文明和东方文明而兼具东西方色彩的一种综合文明。东正教就是由它加以改造，并注入东方因素的一个基督教分支。基督教在欧洲是教权高于政权，教权势力和教会的思想政治影响渗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而在拜占庭被改造后的东正教就没有这麽大的势力，它在各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一般来说都是服从政权，被置于国家最高统治权力之下的。这可以说是它被赋予的东方色彩。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尽管被作为罗斯国家的国教，带来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在教权服从政权、垄断文化教育的权力不能像在西欧那样强大这一点上，是东方独具的，也可以说是东正教之所以为东正教，而不同于西欧基督教的最根本之点。正是基于此，我们说拜占庭文明和东正教带给俄罗斯的也是兼具东西方文明的一种综合文明。从10世纪末东正教传入，到13世纪40年代鞑靼蒙古入侵，这两个半世纪罗斯接受的最主导的影响，正是这种东西方交汇的文明。
    如果再往前延伸，在罗斯接受洗礼之前的时期，可以说是罗斯本土文明萌生的时期。罗斯文明萌生的地域，是在欧洲东部和欧亚大平原的交接处。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便于各民族的接触交往。而这种文明萌生的历史大背景是：在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征服兼并战争连绵不断，今天我征服你，明天你征服我，攻城掠地，少有宁日。罗斯“城市”古称“格勒”，就是防御工事的意思，可见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成了古罗斯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件头等大事。而从史料记载来看，古罗斯人不仅受到来自西方、西北方民族的侵袭，更多的是来自东方、东南方游牧的突厥民族的袭击。早在四五世纪时，匈奴人就曾大规模西侵，后来作为突厥民族一部的哈扎尔人、沃洛伏齐人也曾同罗斯人发生过冲突。而古罗斯国家为适应封建主扩大统治领地，扩大政治势力和贸易关系的需要，为寻找出海口，为占领伏尔加水路和加强顿河口的防御，也曾多次对外征讨。几百年间的这些防御性的或征服性的战争，造成了常年异常紧张的环境；加上同突厥民族频繁交战和往来的影响，专制命令，粗暴的家长式统治，说一不二的绝对服从，便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这同在古希腊城邦环境中造成的民主政治传统显然是不相同的。俄罗斯民族形成早期和罗斯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缘政治和自然环境，可以说是构成罗斯本土文明的根基和条件。
    从形成罗斯本土文明的根基和条件出发，考察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和鞑靼蒙古入侵的影响，以及彼得改革以后走向西方所受到的启蒙和熏陶，综合起来，可以把俄罗斯文明概括为一种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欧亚文明。由于其本土文明的根基较多较早是根植在东方，而又加上鞑靼蒙古长期统治的影响以及东正教文明中的东方因素，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亚洲文明为经，以西方文明为纬共同交织起来的，或者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西欧科学文化为形式，而以东方制度、社会心态和风习习惯为内容的一种交合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