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麦克尼尔与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后来写过汤因比的学术思想评传。（注： McNeill,W.H.,Arnold J.Toynbee,A Life,New York,1989.）麦克尼尔对汤因比在大多数专业历史学者趋于专精之时，以文明的概念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活力所作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汤因比试图将世界所有文化融为一体，表现了从宏观角度探究历史的卓越洞察力。但麦克尼尔也指出汤因比《历史研究》的缺陷，他认为汤因比没有充分认识到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接触是促使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并且汤因比过分依赖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模式，对其他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缺乏理解，因而对各文明的选择取舍过于武断，在分析其他文明时有许多明显错误。并且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往往是先确定观点，再选择适用的史实，这就难于为专业历史研究接受。（注：参见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第86-87页。）正如汤因比要以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弥补斯宾格勒的德国先验主义方法的不足那样，麦克尼尔要以美国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来弥补汤因比历史哲学方法的不足。他不但以相当多的各国史学权威著作作为注脚来支持自己的论述，同时也吸收了威尔斯、房龙、杜兰等人著作生动新颖的特点，以大量的插图、地图和图解鲜明形象地体现了自己的世界史构想。因而《西方的兴起》同时引起了专业历史学者、思想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兴趣和注意。
    《西方的兴起》采用了从古到今的叙事史结构，将全球文明作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整体，并以“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51页。）认为农业、 战争以及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显然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各个文明的比较和兴衰的评价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探讨应以此为出发点。麦克尼尔认为研究世界史必须将各文明及其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文明的演变首先是由于生态、人口变化的促使，接着是同拥有较高阶段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只有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者才能生存和发展。这需要从世界史的高度考察，才能明瞭推动文明和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只有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才能有充分的空间容纳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事实。
    《西方的兴起》全面具体地体现了这些思想。全书对西方读者较熟知西方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重要史实只是简要叙述，而对世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演变与成就的阐述却较一般西方通史系统详细，这使作者认为《西方的兴起》这个题目也许会造成读者的误解，但他希望这种“误解”会使读者通过思考而掌握这本书的思想和观点，赋予这本书以生命力。（注：见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前言。）全书分为3 篇13章，译为中文有80多万字。 第一篇为《中东统治的时代（至公元前500年）》，第二篇为《欧亚文化的均势（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第三篇为《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书的这种布局的中心是“欧亚大陆”（Eurasia）“生存圈”（ecumene）的观念。书中综览了在这个大生存圈中几千年各个文明相互影响、兴衰演变的宏观全景。
    第一篇简述了原始社会人类从采集、狩猎到游牧、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群落与村落关系开始形成，使文明有了发生的条件。文明首先在中东特别是两河流域获得突破，在约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500年形成了中东占统治地位的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的世界性文明。 本篇中强调了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古代城市的形成是文明创立的标志和传播的条件，成为商贸、文化交流的出发点和中心枢纽。这些枢纽的连结就逐步形成了一种往往超越政治权力控制和某一文明范围的“大社会”。在中东周边，中国、印度、希腊各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与中东一起组成了欧亚大陆（及北非）大文明圈。这个大文明圈中各个文明的交互影响作用，通过游牧、农耕、工商等不同生活、生产方式和技术交流、人口增长迁徙、生态变化、商贸和战争各种途径得到体现。
    第二篇论述的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欧亚文化的“均势”时代，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希腊-罗马、中东、印度、中国几个主要文明中心，并且都有伴随着军事-政治扩张而带来的经济文化圈的扩大与相互碰撞和交叠，通过商贸、征战等途径较广泛、较迅速地刺激了技术、工艺、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这个大生存圈游牧、农耕与工商三种地带及生活生产方式的相互吸引与碰撞。尤其是欧亚大陆北部大草原（Steppe）地带对文明中心的一系列大冲击（日耳曼人等蛮族、突厥人、蒙古人、土耳其人等），使各个大帝国统一和分裂混乱局面在整个欧亚大陆交替出现。书中分章论述了希腊及希腊化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草原游牧帝国、欧洲“远西”文化各自占优势的时势，却唯独没有专章总论中国文化，只在各章中有分散的论述。麦克尼尔后来自己也认为是本书最大的失误，破坏了“生存圈”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注：见麦克尼尔：《二十五后再评〈西方的兴起〉》，载《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1卷，第1期，1990年。）这使作者认为“欧洲在1500年之后的世界性成功是首先从中国得到借鉴”的看法，（注：见麦克尼尔：《二十五后再评〈西方的兴起〉》，载《世界史杂志》（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1卷，第1期，1990年。）没能作充分的论证。
    第三篇为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这才到了《西方的兴起》此书的点题之笔，即论述欧亚大陆位于“远西”这一小部分向全世界扩张的进程。第一步的扩张是16、17世纪，欧洲最初的航海与发现在美洲和俄罗斯形成了其外围地区，并渗入了亚洲、非洲的边缘，开始改变了世界平衡的格局，但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帝国仍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和农耕世界中保持着已经不稳的均势。在欧洲进行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后，凭藉其工业、科技带来的军事优势和经济力量，原有的游牧、农耕世界及一些保留着原始文化的角落都被陆续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约1850年起西方的急剧扩张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这种“西方的兴起”的扩张模式虽然较以往著作对其他地区的历史演变予以更多注意，但实际上仍是将世界“非西方”各部分视为先进科技、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的被动的接受者以至“受惠者”，而忽视了这些地区人民对现代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对于这个模式，作者后来也作了反思，尤其是在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写出了《近代世界体系》（三卷）之后，显示出将现代世界只看作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是片面的，同时麦克尼尔也认识到古代各文明也常常形成类似的跨文明世界体系的形态，只将文明的世界整体性限于各文明交合处与商贸、征战方面的相互影响是不全面的。（注：见麦克尼尔：《二十五后再评〈西方的兴起〉》，载《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1卷，第1期，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