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欧洲局势风云变幻，危机迭起。
    1933年1月，希特勒夺取了德国政权，并迅速建立起法西斯专政。 法西斯德国对内“铸造神剑”，疯狂地扩军备战；对外则叫嚣要“夺取生存空间”，力图打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诸多限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德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先后于1935 年3 月宣布恢复义务兵役制； 1936年3月，德军进驻莱茵不设防区；1938年3月，德国强行吞并奥地利。德国的种种侵略扩张行径表明战争的阴影再一次笼照在欧洲的上空。
    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欧洲各主要大国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反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奉行了一条对德妥协、退让的绥靖主义路线，企图通过出卖弱小国家的利益或是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以求得与德国达成总和解、总解决。这种外交政策发展到高潮便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阴谋， 英法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竟把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德国。而在这期间，欧洲的另一大国苏联由于意识到了国际形势发展的严重性，曾提出建立包括英法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力图和主要西方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而扼制法西斯的侵略和防范战争的爆发。然而，由于各国间互不信任、矛盾重重，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偏见等原因，英法在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对于苏联的共同合作积极制止侵略的建议一直采取了不予理睬、怀疑和拒绝的态度，不但不响应苏联的提议，而且在一系列安排和解决欧洲重大事务的外交活动中把苏联排除在外。这些举动刺伤了苏联的自尊和民族感情，而且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主张屡屡受挫也使得苏联对于能否与英法合作抗德产生怀疑，特别是在慕尼黑阴谋之后苏联甚至一度认为“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已毫无希望”[1]（p392）。另外，出于对英、法、 德有可能共同勾结主宰欧洲的忧虑，苏联的外交政策也酝酿着调整。1939年3 月10日，斯大林在党的18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苏联必须“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到战争冲突中去”，苏联的外交政策方针是“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2] （p669-670）。这表明苏联的外交开始由集体安全转向中立自保。
    1939年3月15日， 希特勒不顾《慕尼黑协定》对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保证，悍然出兵占领捷克全境，兵锋直指波兰。西方国家舆论对此一片哗然，英法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在外交上对德表示强硬态度，西方史家称之为“外交革命”。同时英法国内联苏抗德的呼声也十分高涨，英法两国统治者在自身利益受到了极大威胁之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与苏联结盟的问题。然而由于固有的偏见以及外交政策的惯性，英法态度的转变还是十分缓慢的，起初仅仅限于对东欧的一些小国如波兰、罗马尼亚等提供安全保证。但是，英法也深知它们对东欧小国的保证缺少实现的物质手段，因此必须要借助苏联的力量才能达到上述目标。于是，3月18日， 英国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愿与苏联就保证东欧小国的安全问题进行谈判。此时，苏联也感到了战争威胁的临近，与西方大国结盟抵抗侵略对苏联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国家利益而言都仍不失是维护自身安全的最有利的途径，所以，对于英国的建议苏联虽有所怀疑但还是表示愿意捐弃前嫌同英法进行谈判。
    一
    1939年3月19日，苏联为响应西方，第一次提出了新的外交方针，建议和当时形势利害关系最大的国家英国、法国、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政府一起召开会议讨论共同制止德国侵略的问题。苏联政府认为，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弄清事态的真相和各参加国的立场。而且，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苏联希望会址能定在布加勒斯特。显而易见，苏联的提议是具有建设性的，如能实现将是有助于使面临侵略危险的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然而，这样一个建议却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3月21日， 英国政府答复说，它认为目前召开会议为时尚早。此后，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与苏驻英大使麦斯基会谈中又提出了另外一些原因，他说：“英国政府目前难于派出相当负责的人参加这种会议……不明确会议有什么结果就召开会议，这是一种冒险。”苏联大使对此则反驳说：“如果英、苏、法意见一致，会议不会不成功的。”[3]（p1041）英国的做法使得苏联不得不重新对英国抗德的决心以及与苏联合作的诚意表示怀疑，认为英国政府本来就不希望会议获得成功，因此才没有接受苏联的建议。实际上，英国在此时拒绝苏联的建议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英国此时还没有完全放弃与德和解的绥靖政策，因此，仍不愿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如果该体系成立，一旦德国入侵苏联，英国就必须履行义务在西线发动对德战争，而这是与英国30年代一直奉行的绥靖政策背道而驰的，也是英国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二、英国在1939年的3月中旬至4月中旬正在和波兰、希腊、土耳其等国为安全担保问题谈判。这几个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都对苏联怀有较大的戒心，所以，英国不愿在此时同意与苏联就包含部分东欧国家的集体安全机制谈判，英国以为这会妨碍它与东欧和巴尔干诸国的谈判。
    不过，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英政府也不得不在外交上作出点姿态以回应苏联的要求。3月21日， 英驻苏大使西兹向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交了一份英国政府准备与苏联、法国、波兰三国签署声明的草案，该声明表示四国将召开会议共同反对危害欧洲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为。很明显，这份声明草案缺乏实质性内容。它只是同意四国在一起开会商讨共同反侵略的问题，而且还把除了波兰的其他东欧国家排斥在外，从而在大大缩小了集体安全体系范围的同时也削弱了苏联的战略安全地位，因为德苏战争一旦爆发，苏联无法从除波兰以外的东欧国家得到直接援助。尽管如此，苏联政府考虑再三，仍表示愿意签署这一声明。当然，苏联也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条件，如要求四国总理和外长共同签署以加强该声明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苏联还建议巴尔干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在声明公布后，应邀参加该声明，从而使反法西斯各国的阵营扩大。对于苏联的反建议，法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于3 月24日发表声明，表示法国赞成该建议，并准备签署声明。但英国此时并不想真心地与苏联谈判，其举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外交宣传攻势：一方面扬言与莫斯科结盟，迫使希特勒回心转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另一方面，应付国内外日益坚决地要求英法与苏联合作的呼声。所以，面对苏联的积极反应，英国一时手足无措，不得不出尔反尔又收回自己的提议。1939年4月1日英国政府声明，它认为“有关声明的问题……业已成为过去”[3]（p1043）。在以后的两周里，英国一直没有提到谈判的问题，似乎对此已失去了兴趣。
    可以说，就西方国家政府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一事而言，苏联政府事实上在4月中旬以前一直是被撇在一边的。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初， 英法的这种半心半意的调子使得苏联深信，英法的首脑人物，即便对纳粹的幻想破灭时，也对必须与苏联合作这一局势深感不快，而且会在接近苏联时满心厌恶，有所保留。西方国家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法无疑大大恶化了谈判的气氛，使之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