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8月12日，根据苏联政府的建议，英、 法、苏三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这次会议可说是二战前夕一次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当时制止侵略，防止战争仍为时尚且不晚。
    苏联政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派出了以政治局委员，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与会，并且，该代表团还享有进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英法却派出了军界的二流人物--退休的海军上将德拉克斯和不甚知名的杜芒克将军经海路乘船长途旅行后到达莫斯科，而且两位团长都未被授予全权。苏联对谈判时与这样的对手打交道自然是十分失望。
    在谈判中，苏联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而英法代表团在到达之前曾被英国政府授意“在谈判中应避免使西方承担过多的具体义务，必须竭力使军事协定作最一般的表述。”[12]（p12）基于此， 英法代表便采取了拖延战术。在援助力量上，苏方表示，苏联在对德作战时可以提供120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1000门重炮、9000-10000辆坦克和5000-5500架战斗机参战。当苏方问及英法所能提供的反击德国侵略的力量之时，英国代表团声称，英国只能派出5个步兵师、1个摩托化师；而法国代表团团长先是推托说不知道，后来才答复大约是100个师[13]（p771 ）。在互助方式上，苏方认为由于苏联和德国不接壤，苏联要出兵援助东欧小国与德作战，就必须穿越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苏联希望英法协助解决战时的越境权问题。对此，英法代表团先是极力否认该问题的存在，杜芒克说，他认为“红军应该集结在他们自己的边界线上，因为敌人是决不允许其突破苏联的西部国境线的”[5]（p825）。 当苏联代表团再次提出该问题时，英法代表只好说必须请示本国政府才能答复。以后，英法又表示这是波兰、罗马尼亚主权国家的内政，苏联政府应要求它们来答复这个问题。苏联则坚持英法应说服波、罗政府同意苏军的过境权，并强调，舍此外谈判便无法进行。由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不相让，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并为此中断了数天。直到8月20日， 当英法得知德国和苏联正在进行的经济谈判已于8月19 日圆满结束时方才深感不安起来，此时，英法开始真正地担心德苏可能和解从而危及自身的利益。英参谋长委员会提出，应在过境权问题上压波兰和罗马尼亚向俄国作出让步，因为“目前已无时间敷衍了”[1]（p398）。法国政府也于8月21日指示杜芒克，要求法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同苏联达成协议，并且答应红军通过波兰领土，即使它不同意也要强行通过[6]（p258）。为此， 法国还派出了特使前往华沙试图说服波兰政府接受苏联的过境要求。但众所周知，出于种种历史、现实的原因，波兰一向对苏联怀有敌视的态度，此次也未能例外。尽管英法政府对其施加了一系列的压力，法国政府甚至以废除法波同盟互助条约相要挟，但波兰政府仍于8月21日和8月24日两次发表声明反对苏联穿越其国境。
    虽然，英法在最后时刻表现出强烈的结盟愿望，然而，一切都已为时太晚。8月初苏联就已获悉英国仍在与德国进行秘密谈判， 而三国军事谈判中英法又表现得缺乏诚意，迟迟不愿做出让步。这一切使得苏联政府对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彻底绝望，遂决定向德国靠拢。8 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此举实际上意味着三国莫斯科谈判已无意义。8月25日，苏方通知英法代表团，鉴于政局发生变化， 继续谈判已无意义，从而宣告了三国谈判的彻底失败。
    三
    如上所述，1939，3-1939，8，历时半年的英、法、苏三国谈判最后以破裂而告终。对于谈判失败原因的反思也引起了颇多的争议和思考。笔者以为，三国谈判的失败是30年代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也是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是不应被忽视的。
    首先，谈判双方未能从反对德国法西斯扩张，维护世界和平的全局出发来正确地制定自己的外交战略。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交往的增加，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已大为加强，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情况下，世界和平和本国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要维护本国和平就必须要维护世界和平，只有在世界和平实现之时，本国、本民族的安全才有保障。但是，三国领导人在谈判中都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就英法而言，两国领导人在冷酷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三国谈判中，不是从维护欧洲和平的大局出发，而是站在维护自身霸权利益，寸步不让的立场之上，未能彻底抛弃绥靖政策。1939年5月， 英国外交部向政府提交了有关三国谈判的备忘录，指出“和苏联谈判一项协定，这不仅仅是为了迫使德国两线作战，而更多的是为了--而这是最主要的--一旦战争开始，就应竭力使苏联卷入战争。”[14]（p219）很明显，英国的这一举动是力求把苏联拖入对德战争中，然后自己再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在谈判中，英法提出了一系列不平等非互惠的条件，要求苏联承担众多的单方面义务，对此，苏联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另外，英国在三国谈判期间还秘密和德国会谈。在一段时间里，与德和解一直是英国的主要目标，而对苏谈判则被置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其作用不过是与德谈判时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对此，张伯伦曾多次表示，他无意让英国和苏联长期地栓在一起，并且希望一旦把希特勒威慑住，就舍弃这一令人不快的同苏联的同盟关系[15]（p157）。就苏联方面而言，在3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把反对法西斯侵略，建立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三国谈判中，苏联也为建立反侵略机制提出了不少合理的建议，作出了许多的努力。然而，当它看到英法对与苏联结盟所持的三心二意的态度，而德国此时又抛出了橄榄枝，于是便抛弃了集体安全政策，转而与德结盟，与其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应该说，该条约并不是苏联政策的第一选择和必然结果，而是集体安全政策受挫的产物，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作法”，但是，我们也从中也可以看出，苏联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仍然是维护自身一国的利益，为此它既可以与英法结盟反对德国，也不惜与德国合作瓜分波兰。其在意识形态上和道义上的原则性都由于该条约的签订而荡然无存。更为恶劣的是，苏联和德国走上了瓜分波兰之路，而后者是个本可以争取的反法西斯盟国，这充分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总之，尽管苏联在1939年前后的外交政策表现的是如此的迥异不同，但无疑都是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为谋求自身的最大安全利益而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