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最后一部分简述当代形势时，没有摆脱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两极思维的模式，而忽视了亚、非、拉美广大地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斗争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虽然作者也认识到这种“冷战”形势未来会发生改变，但这类变化必然会建立在“西方的兴起”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基础之上。作者后来声称现在不再持有这种观点。（注：见Manning,P.,World History,Modern and Ancient:The Literature We Inherit.）总之，《西方的兴起》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甚至被批评带有某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以文化渗透的概念理解世界历史，反映了当时美国的自信及扩张主义，虽然麦克尼尔本人认为在写作时并没有这种意识。（注：麦克尼尔：《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但这本书毕竟为整体世界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预示了此后西方史学界及历史社会学界整体世界史著述的繁荣。正如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说的：“‘宏观历史’已如此长时间失去信誉，如今又回复了有利地位，但不是我们惯于将其与阿诺德·汤因比相联系的那种。今天它以长篇的、学识高深的著作的形式出现……W.H.麦克尼尔在多年前称之为《西方的兴起》，但新模式实际上是由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分析开创的。 ”（注： Barraclough, G.,"Return of the Native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1983），33-35.）
    《西方的兴起》问世三十多年来，麦克尼尔又以一系列著述与学术活动，发展、补充和修正了此书的学术内容与思想观点。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的基础上， 于 1967年写出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有的评论认为其显著特点是“能摆脱欧洲人的观点，相当客观地描述亚洲社会的发展。”（注：见Lawrence,W.,Review of W.H.McNeill's A World History,Cleveland Plain Dealer.）有的华人史学家认为麦克尼尔“关于世界史的讨论比较不一样，他比较能将中国历史纳入其它的历史圈中。”（注：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18-219页。）并发展了麦克尼尔有关欧亚大草原的“脉动”作用来说明中国早期的商周文化的来源。麦克尼尔也进一步注意到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历史， 于1970年主编了《古典中国》（Classical China）一书。1971年麦克尼尔在《学校中的世界史》中认为，犹太人、中国人与希腊人自古就有从“世界性的”历史视野持续叙事的传统，“希罗多德纵览他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作为其论述波斯战争的背景。中国学术性史学传统的奠基者司马迁，较之希罗多德更进一步，对他所见所闻的一切进行了远为系统化得多的考察。”（注：McNeill,W.H.,"World History in theSchools",1970,P.16.）在讨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时，麦克尼尔认为：“忘记中国的过去，或憎恶中国的过去，就如同本世纪初传统中国显著衰微时有些人所作的那样，我认为与盲目固守陈腐的信仰看来是同样可悲的。儒学就像英国的辉格派（Whig）传统及许多其他褪色的信仰一样，需要以我们现代的环境与我的应用的最好逻辑标准予以重新考虑和重新评价。 简单地拒绝与盲目的信仰同样是没有答案的。 ”（注：McNeill,W.H. ," The Relevance of World History",1971,p.51.）由此可见，在《西方的兴起》发表后，麦克尼尔加深了对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认识。他曾说如果有机会改写世界史，就应“将欧洲中世纪贵族之间的争吵放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而以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作为论述的重心。”（注：见黄俊杰：《历史的探索》，中国台北水牛图书公司，1984年，第367页。）
    此后，麦克尼尔在《疫病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NewYork,1976）与《力量竞逐：从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装力量与社会》（The Pursuits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Chicago,1982）两部重要著作中发展了《西方的兴起》的整体世界史的思想。他认为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因素有疾病（它与人口增长和流动、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普遍问题有关，并长久深远地影响着各个文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兴衰）、有战争（它与科学、技术、工艺、财富、商贸、经济社会体制等一系列普遍问题有关）。各个民族与国家在战场与政争中的胜负兴亡的深层根本原因往往取决于这一系列因素的竞逐中的先进还是落后、变革还是停滞。疾病与战争是人类自古至今主要的灾变异数，但它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往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具有的普遍共同性关系各种互动的结果，因而人类在本质上有一部共同的历史。在这两部著作中，麦克尼尔进一步克服了《西方的兴起》中保留的“欧洲中心论”影响，将中国历史置于更突出的地位，着重论述其在世界史中的全面影响。（注：麦尼尔：《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2章：《中国称雄的时代（1000 -1500年）》。这两部著作也体现了麦克尼尔的一种理想追求，希望在未来的时代人类社会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使文明与科技的发展不要导致无限制的利润追求和恶性竞争，不要用于会导致人类毁灭的生态灾难和战争。（注：麦尼尔：《竞逐富强》，第420-422页。）
    麦克尼尔在1985年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的讲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注：麦克奈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王加丰译，罗凤礼校，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94-95页。）中， 进一步阐述了他致力于研究世界整体史的思想。他认为：“所有的人类集团都喜欢受到奉承。历史学家于是永远处于迎合某种期望的诱惑之下，按该民族的愿望来描述他们的历史。结果是真实与虚假相混合，主观意识混杂在历史中。……结果是神话般的虚构，往事像我们希望的样子，被着实简化成好人和坏家伙，‘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夺。大部分民族史和大部分集团史皆属这一类。”麦克尼尔又说：“我们完全应该问一下，我们面前是否有其他道路。在理论上，答案是明确的，全人类具有共同性，历史学家可望深刻地理解它，如同他们理解把较小的集团团结起来的东西一样。一部透彻的世界史可望培养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感情，缩小各集团冲突的毁灭性，而不是如狭隘史学那样不可避免地加剧冲突。这作为我们时代历史专业的道德责任，确实深深打动着我。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为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留有充分的余地。”（注：麦克奈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王加丰译，罗凤礼校，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94-95页。）
    近年来，在“世界体系论”等整体世界史和社会史研究新进展的影响下，麦克尼尔对世界各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也有所发展。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根据某些“边界”为各种文明传统下定义，而低估了各文明超出“边界”之外那些贸易与通讯体系的作用。而且，各文明及其发展与它们同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分割的，是更大范围的贸易和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各个文明中，人们共同拥有的经典文献发挥着中心作用，上层阶级制定了行为规范，但低层阶级或“边缘群体”也以自己的道德法则和习惯实践与这种行为规范相互适应与抗争，形成了文明规范的实践。整体文明维持要依靠不断的信息相通，而信息内容与方式的不断变化又促进了文明的演变。各个文明间的信息交流和市场交换体制的形成减少了各文明的孤立性和自治性，将众多的民族和文化纳入不断变化市场活动的世界体系之中，这种世界体系最初兴起时的作用是边缘性的，到今天已演变为具有中心性的性质。在世界整体史研究中必须阐明几个关键问题，即信息交流和市场体制的交换性和相互依存性、文化的多样性、政治的多元性，并且要注意与我们人类共同构成地球生态体系的其他生物的关系。（注：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