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赔偿”是战胜国依据日本所犯战争罪行进行商讨，强制日本政府对这些遭受其侵略的国家给予的一种惩罚性补偿，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只有照此执行的义务；“劳务赔偿”只是一种象征性赔偿，战败国日本不仅有了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而且必须由它同请求赔偿的国家磋商赔偿的具体办法[16]（P101-103）。 战争赔偿方式的转换和磋商对象的变化，使战争赔偿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使索赔国与赔偿国的权利与义务成了平等协商关系，使战胜国失去了迫使日本赔偿的强制手段。对战争赔偿问题的这一新的规定，粗暴践踏了波茨坦公告原则和远东委员会的有关决议，难怪菲律宾代表痛切地指出：“支付赔偿乃是遭受日本破坏的小国取得补偿其损失的惟一方式，而本条约对赔偿却严加限制。”[1]（P786）
    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之后，在美国的授意下，日本就开始了与东南亚各国缔结和约的谈判。
    在美国的扶植和朝鲜战争巨大需求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日本凭借其壮大了的经济实力，凭借其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利用东亚及东南亚各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经济和外交上有求于日本的形势，在与索赔国的谈判中，极尽狡诈抵赖之能事，与索赔国讨价还价，迫使众多的国家接受了日本的方案。
    中国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损失最大的国家。据统计，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里，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达2000余万，加上负伤者达3500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17]（P626）。同时，中国又是亚洲人口最多、惟一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列的国家，有权利要求日本赔偿因其侵略所带来的巨额损失。但由于美英的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均未参加对日媾和的旧金山和会，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又给日本提供了玩弄阴谋、拒绝赔偿的可乘之机。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中所确定的对缔约国对象选择的权利，在美国的授意下，利用台湾当局急于同日本签约以取得中国对外关系上“正统地位”的心理，大作文章，胁迫台湾当局承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尽管台湾代表在谈判中据理力争，要求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向中国提供劳务补偿，但日本百般抵赖。由于美国国会于1952年3月20日通过了旧金山和约，美国对日本的威胁已失去了意义， 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台湾当局不得不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1952年4月28日，台湾当局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两大阵营的分化，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被美、苏两极对抗所取代。由于美国实力的削弱，使其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对付苏联这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美国改变了长期敌视中国的立场，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尼克松对华访问拉开了对华缓和序幕。美国对华政策直接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走向，日本也紧随美国之后发展对华关系。在中日恢复邦交的谈判中，日本战争赔偿问题自然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政府尽管一直反对1952年4月的日台《和平条约》， 反对并强烈谴责台湾当局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的“慷慨”行为，宣布其是非法的、无效的，声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力。”[ 18]但出于与日本尽快恢复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合作抗衡苏联的考虑， 加之台湾当局的先期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给中国的对日索赔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中日联合公报》中，中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19]
    日台和约签订后，日本拉开了对东南亚国家议和的序幕。东南亚国家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掠夺，二战中又被日本长期占领和破坏，二战后英法荷等殖民主义国家又卷土重来，因此在赢得独立后，各国政局动荡不安，政变频繁，经济状况恶化，它们迫切希望取得外国的经济援助。然而对日和约又牺牲了这些弱小国家的利益；台湾当局先期放弃赔偿的行为给它们的对日谈判投下了阴影。日本正是利用了东南亚国家所处的不利形势，从1955年开始以赔偿为诱饵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谈判，以非常有限的劳务和实物赔偿为交换，占领了对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东南亚市场。
    1956年，日本分别以2亿美元和5.03亿美元的劳务和实物赔偿， 解决了对缅甸和菲律宾的赔偿问题；1958年1 月和印度尼西亚签订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支付2.23亿美元；1959年5月与南越达成协议支付0.39亿美元；1958年10月和1959年3月分别同老挝、 柬埔寨缔结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合作协定，两国放弃赔偿要求。60年代，日本又以赠款、贷款、技术援助和合作、直接投资等方式，解决了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间的赔偿问题。作为受日本殖民统治时间最长的韩国，尽管一开始就要求对日本进行清算，但日本拒绝承认对韩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声言日本统治韩国期间（1910-1945），“修筑铁路、开辟港口、开恳农地、兴修水利等等，都给韩国以利益，并不是掠夺和压迫韩国。”[20] （P270-271）因此双方之间的赔偿谈判几度搁浅。后来由于韩国的保护国美国的干预，日本最终以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将问题予以了结[20] （P454）。
    这样，至1976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赔偿问题终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日本政府宣称：除了北朝鲜外， “国家赔偿责任已结束”[21]。
    综观日本对战争赔偿的历史，可以看出，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是在美国一手操纵下进行的，它是为美国的世界战略和远东政策服务的。从最初积极、坚决进行拆迁赔偿，到逐步减少并宣布停止拆迁赔偿，再到劳务赔偿，美国在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上每一次态度的转变，都与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使得赔偿问题自始至终都体现着美国政府的主观意志。
    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按照美国的意志以特殊的方式加以解决，保证了美国远东政策的顺利实施，维护了美国的利益，但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后果。它不但严重地损害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广大亚洲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东亚各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局面，而且对日本的战争反省产生了不良影响，并长期成为日本与东亚各国发展关系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