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皮尔并未彻底解决党内土地贵族利益与新兴工商业阶层利益之间的冲突。1846年，围绕废除谷物法问题，保守党分裂为两派，直到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后才重新形成了一致的方向，这就是狄斯雷利的“一个民族”（One Nation）保守主义。在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一本“青年英国”三部曲的小说《西比尔》中，狄斯雷利认为英国分裂成穷人与富人这两个彼此之间互不理解的民族，应当通过扩大选举权的办法将这两个民族合二为一。1867年的议会改革主要就是在狄斯雷利的大力推动下最后在议会获得通过的。他所通过的改革措施不仅比其自由党对手的主张更为激进，也大大地超出了他本人最初的打算。有论者认为，作为一项长期政治战略的行动，改革法案的通过表明，保守主义党人不再固守于反动，而是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能够做得很好。[6]
    在1872年6月24日的水晶宫演说中， 狄斯雷利提出了保守主义的三个目标，即维护国家的制度，捍卫英帝国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第一个目标是老托利主义关注自由、秩序、法律和宗教的延续，后两项则是狄斯雷利为保守主义所新增的内容。
    狄斯雷利从伯克那里继承了社会有机的观念，反对包括当时的功利主义在内的抽象权利的哲学，面对当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城市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的迅速发展，狄斯雷利强调特权阶层的“高贵的义务”，通过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弥合社会上下层间的裂隙，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的工人阶级拥护有序的等级制度。他所主张的“托利民主”（Tory Democracy）不仅仅是关注人民的选举权，而且也包括他们的福利。在狄斯雷利看来，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的共同体，虽然它是一个阶级社会，却被笼罩在“一个民族”这样强有力的一张相互义务的网络之中，而正是其中的不平等赋予了精英阶层的统治以合法性。换言之，狄斯雷利式保守主义的目的是调和阶级矛盾，从而激发大众的爱国热情，保证民族团结，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为此，狄斯雷利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后颁布了《工人住宅法》、《食品和药物管理法》和《公共卫生条例》，而1875年通过的《工会法》使工会几乎有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认为，狄斯雷利领导的“保守党在5 年里为工人阶级谋得的福利超过自由党执政的50年”。[7]（P369）
    狄斯雷利对保守党及保守主义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他是极少数为保守党意识形态增添了新内容的领袖之一，狄斯雷利解决了皮尔未能解决的调和土地贵族利益与力量日益强大的工业资本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使贵族统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使保守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奠定了保守党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在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里，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敌人是自由党人和自由主义。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保守主义者把矛头对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者已经明显地开始采纳和捍卫他们以往所反对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8]（P111）从这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保守主义者主要是面对日益强大的民主政治的压力。这一时期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富有的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其中既包括土地所有者，也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且使自身迅速适应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
    从1885年到1902年，索尔兹伯里勋爵长期担任保守党领袖，他基本上延续了托利民主的原则，只不过他对大众政治持悲观态度，决意维护英国古老的制度，试图利用保守党来减缓和控制民主进程。他认为民主政治和福利措施不可避免地将伴随着对宪政平衡的三种威胁。第一种威胁在于人民主权的胜利，这意味着下院将逐步取得对君主制度和上院的支配地位。第二种威胁在于每一个政府要想取得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的支持，就必须组成大众性的政党。这样，政党利益的考虑就会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第三个顾虑是对民主的前途感到忧虑，认为民主主义将导致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与狄斯雷利不同，索尔兹伯里勋爵把政治视作各阶级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他对工会力量的日益增长特别忧心忡忡，悲观地预言工会最终将统治英国，随之而来的就是军事独裁的统治。[9]（P79）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政治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工党在此后逐步取代自由党成为两党制的另一个支柱。此外，战争期间国家干预的作用大大增强，这使得保守党内集体主义的倾向大大增强。这一时期主要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于1924年推出“新保守主义”，主要是狄斯雷利“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延续，内容包括强调社会的和谐，党的领袖的作用，进行社会改革以及保护下层的弱者。从实际结果来看，鲍德温的保守主义成就有限，主要是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1924至1929年间进行的一些改革。[4]（P202-246）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保守党内部在国家作用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一方面，鲍德温等党内主流派明确开始从自由党人那里夺过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价值观，战争一结束，保守党政府立即取消了战时实行的价格、运输、投资以及食品分配等方面的控制。另一方面，20年代末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以哈罗德·麦克米伦、R.A.巴特勒等人为首的一批保守主义者开始信奉国家干预的原则。1927年，麦克米伦等党内左翼在一本名为《工业与国家》的小册子中就明确宣布放弃过去的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观念，企图在纯粹的私人企业制度与集体主义之间设计某种连贯的体系，即在战略上实行广泛的国家控制，在战术上则置于私人所有制之下。1938年，麦克米伦发表一本名为《中间道路》的书，宣称要找到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折衷方案”。麦克米伦不仅提出财富的重新分配，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克服经济萧条，还要求对公共事业进行国家控制，英格兰银行以及煤炭工业的国有化，立法保证工人的最低工资，工会参与国家经济计划等主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