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处理好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十月革命之初，在列宁的力主下，曾大胆使用过旧军事专家和知识分子，但在革命风暴和革命后的许多运动中也严重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1922年，曾把包括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人在内的当时俄国顶尖级的学者、教授和文化人约200人左右，驱逐出国。以后，在2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更大量伤害和镇压知识分子，造成惨重后果。
    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联系在一块的文化问题，苏联也同样没有处理好。除列宁和极少数领袖人物对文化问题有清醒认识外，苏联时期的官方思想家几乎将资产阶级文化完全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等同起来。他们不仅赋予人文科学以阶级性，还长期把语言和自然科学涂上了浓重的阶级色彩。“资产阶级科学”这一用语在苏联长期使用，就反映了这种情况。20年代末-50年代初，几乎在所有知识领域苏联都展开过大批判。也批判过“控制论”和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曾被斥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以，苏联党和国家没处理好文化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苏联一直在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出岔子，其根源究竟何在呢？
    笔者不少年来曾像许多人一样，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答案。直到近些年随着俄国“白银时代”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的“解禁”，随着对民粹主义文献的进一步解读，才可以说逐渐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和弗兰克等人的著作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民粹主义，读了他们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忽然了解了以前多年求解而没有得到的答案。
    民粹主义原是19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思想形态。在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曾起过由贵族革命时期经过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向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过渡的中间桥梁作用。革命导师列宁一向把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革命家看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承认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历史联系。民粹主义也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俄国，它是沙皇专制农奴制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薄弱发展时期的产物。它初萌于“忏悔贵族”对农奴制社会不合理性和罪孽的忏悔意识，尔后发展为这些叛逆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仇恨和抗议；同时，也反映了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先进分子对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及其血腥罪恶的失望情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它则代表了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双重压榨下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因而也反映了农民群众抗议农奴制及其掠夺性改革，抵制资本主义奴役，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恐惧情绪。民粹主义作为最早萌生于“叛逆贵族”中间，后来主要是在平民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社会政治思潮，其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其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这一思想派别都这样那样地信仰人民、崇尚人民。这里的“人民”多指当时的农民和劳动阶级。各种派别和色彩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人民的生活本身就能根据它的本性、它的天然力量和天赋，以及根据外部的自然地理条件，定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方式和原则”。民粹主义这样信仰和崇尚人民，在当时统治阶级和贵族鱼肉百姓，不把农奴、农民当人看待的时代，原是很进步的，但不可否认，它也把人民、农民过分理想化了。
    民粹派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总有一种忏悔意识和“罪孽感”，他们认为，贵族阶级，包括他们本身的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都“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他们能得到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是靠“多数人被剥夺了”这一机会来达到的。因此，他们主张“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所付出的文化的代价。
    应该看到，民粹派是很同情人民的，是站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农民和下层劳动者一边，代表他们利益的。他们同情人民，自然便憎恨官僚统治阶级，仇视贵族老爷。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人民的劳动创造的，而掌握文化的少数人则是靠着人民的血汗被养活并获得文化的，这样，掌握这种文化的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而真正没有罪孽感、没有被靠别人血汗养活的罪孽压抑的人，是真正劳动的人们，是来自人民的人。由于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所以在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沾连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和鄙薄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甚至感到获得“文化”和体现这一文化的知识人本身就有一种“罪孽”。他们对文化本身的蔑视和鄙薄态度，就由此产生。所以，别尔嘉耶夫认为，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弗兰克甚至说，民粹派具有“反文化倾向”。与上述倾向相关，民粹派也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他们因为大学“同外界隔绝、脱离人民生活”而对它加以批判，认为人民因其教授“从事抽象理论”而对他们投以“不信任的目光”；在民粹派看来，“大部分教授是官吏”，教授和学生之间除个别之外，“也没密切的、有机的内部联系”，他们倾心、同情的永远是学生。他们主张“把大学教育思想灌输到民间去”，在他们看来，社会大学，非正规的“星期日学校”，才“是培养大学生的苗圃”。
    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民粹主义者因对文化抱着极端的功利主义而使他们“与纯粹的文化观念不能相容”；“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因此，这位哲学家说，“反文化倾向”或者“平民化崇拜”，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