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很熟悉屠格涅夫的著名小说《父与子》。他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典型巴扎洛夫的形象，就体现了弗兰克所说的民粹派的这种文化功利主义和文化平民主义。巴扎洛夫处处对贵族气和贵族人物抱着一种敌视心理，他身上处处散发着平民阶级的朴实和爽直。他对哲学、美学和艺术一概予以否定，唯独崇尚自然科学，整天埋头于青蛙解剖。在他心目中，除自然科学、实用科学而外，这些一般类型的科学文化，都有着“不需要的和道德上的贵族气”。屠格涅夫在上世纪50年代以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所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以形象思维在现实生活的瞬间捕捉到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特征，同俄国哲学家弗兰克以理性思维对民粹主义特征的这一概括，是不谋而合的。这充分说明，弗兰克的评述是有现实根据的。
    民粹派的这些思想特征既折射了它所产生的时代--19世纪中前期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它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质。民粹主义产生于上世纪40-50年代，甚至还可追溯得更早一些，这正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危机严重、俄国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时期。民粹派这时面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血污和罪恶，看到那里农民破产，工人赤贫，资产者贪婪无餍，资产阶级民主极端虚伪，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鄙弃。而面对英国发生的“羊吃人”的惨象，目睹西欧各国工人农民苦难生活的血淋淋图画，在对资本主义的鄙弃之中，又对它不寒而栗，为俄国正面临这种阴森可怕的前景而感到恐惧。赫尔岑经历过的1848年欧洲革命，其他民粹派人物目睹西欧社会而报导的那些情况，都加强了他们的这种思想情绪。
    民粹主义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情绪，也是由其固有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地位很不稳定，时刻受到破产赤贫的威胁。西欧的镜子，实际上也使他们照出了自己未来的前景。这自然让他们对资产阶级感到厌恶，对资本主义抱有恐惧。由此延及他们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风习和其他文物制度的态度。所以，在民粹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批判相当深刻，但这种批判是站在农民和小资产者立场上的。
    应当看到，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是十分强大的。如果说在40年代，俄国的民粹派还“只有单个者和不大的小组”，那么，60年代已经涌现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并形成了自己强大的社会舆论，并且有了民粹派思想的中心人物和领袖。到60年代末以后，整个70年代，民粹主义已经由社会政治思潮发展成了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展成了各种民粹主义政党和组织。80-90年代，民粹主义政党和组织虽不断发生分化，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运动并未减弱。发展到1905年，出现了最大的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发展到100多万人，成为当时俄国第一大党。据统计，到十月革命前夕，属于民粹主义的政党共有16个。这样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其思想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况且，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也并非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活动家，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曾是来自民粹派阵营。加上俄国工人阶级本是源自破产的俄国农民和其他小手工业者，由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相互之间的思想意识也绝然不可能泾渭分明；谈论什么泾渭分明，只能是纯理论上的，在政治实践上很难存在，正像追求100%的真空，100%足赤的金子一样。更何况被破产、赤贫逼得发疯的小资产者，对官僚、贵族和资产者以及为其服务的知识界，充满着疯狂的仇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对沙皇官僚、贵族、资产者的仇恨也往往扩而大之，延及来自旧社会、曾经在旧时代工作过的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了革命风暴过程中和革命以后无产者和贫民群众对知识分子抱着一种仇视心态。随着这种心态，对以知识分子为载体的文化自然也采取了一种蔑视和鄙薄态度。这在十月革命后相当部分群众甚至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人当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化遗产所采取的粗暴态度和极左方针，就体现了出来。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所以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市场，就是这个缘故。后来“无产阶级文化派”虽在政治上被搞垮了，但它极左的文化方针和思想路线依然存在并有巨大影响，所以它在垮台过程中摇身一变，又演化成了“拉普”等极左文化艺术组织和派别。30年代初，“拉普”主要是因其“右倾”而被解散的，所以没有“拉普”的“拉普”极左路线仍被保留了下来。这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一些头面人物后来仍长期盘踞苏联思想文化部门的要职，就可看得出来。尤其是，从斯大林十八大上关于旧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断，就能透露出许多信息来。
    这样，就又回到了俄国作为农民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上来。苏共在处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俄国这个落后农民国家，同其群众和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相关的。历史表明，在苏共的历史上，文化素养最高、文化视野最开阔的几个领导人，如列宁、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在处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失误最少，反之，其他人失误的就较多。在这个问题上，光看领导人读书多少、某方面知识深浅还不够，主要应当看他们的文化视野、政治胸襟开阔与否。如果斯大林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就不会否定生物遗传学家的果蝇实验，而单单看重只有眼前效果的李森科的春化育种法；如果赫鲁晓夫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他就不会只器重“制造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自然学者和科技人员，而不信任人文学者和作家。因为他们为文化视野和政治胸襟所限制，所以信奉“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信条，认为权大位高，就可垄断一切知识领域的真理，给一切科学争论作最终结论。
    从上可见，苏共在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其根源既有强大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又有落后农民国度破产小资产者的极端反抗性；既有广大干部、群众文化水平因素的影响，又为一些领导人文化素养不高，文化视野、政治胸襟所局限。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就造成苏共在文化、知识分子政策上有诸多严重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害。这也成了苏联剧变、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